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宋、辽双方在保持了长达十余年的紧张对峙后,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在宋、辽边界的雄州(今河北雄县),缔结了双方建国以来的第一份正式的官方和约文件。史称“雄州和议”。
这份由辽国单方面主动发起的和约协议,不仅给了宋太祖足够的时间,去吞并南方诸政权。也成为其留给宋太宗的一份重要政治遗产。
但不同的是,在宋太宗的手里,这份充满着契丹人“真挚感情”的和议,却被他玩出了不一样的“高度”……
公元947年正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兵下开封府,晋出帝开城门乞降,后晋宣告灭亡。
如何处理晋亡以后的中原形势,成为辽太宗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有两套方案:
其一:效仿后晋石敬瑭的故事,在中原再扶持一个“皇帝”。这样的人选现成就有,一个是窥伺中原已久的赵延寿,另一个是临阵倒戈的晋将杜重威;
其二:辽太宗把其他人都扒拉一边,自己干,亲自接过这个历史的“重担”,直接把后晋故土纳入辽国的行政管辖范围内。
那么,这两者究竟哪一种更为“高尚”呢?
辽太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乐呵呵地接过了历史的重担……
正月初一,辽太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次月,改国号为辽。可是,还没到这一年的夏天,辽太宗怀着复杂而又焦虑的心情,留下一句“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便整军北撤,黯然退出开封,放弃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原,最终病逝北归途中的杀胡林(今河北省栾城县西北)……
辽太宗在中原地区“实验性统治“的失败,让整个辽国的执政阶层,都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
辽国究竟还要不要问鼎中原?如果坚决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事实上,在辽国贵族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声音,他们主张“草原本位”思想,不希望将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纳入辽国的行政体制内。在辽太宗入主中原之前,其母述律平就对其言道:“尔今虽得汉地,不可居也!”
自从辽国从石敬瑭手里获得幽云地区后,曾经趋于劣势的战略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契丹人站在幽州城向南看时,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契丹士兵,他都有跃马南下的冲动,更何况是一个手握大权的皇帝。
但是辽太宗在中原地区的失败统治,还是打醒了很大一部分,沉迷在统治中原美好憧憬中的契丹人!他们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出来,开始正面审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关系。
但契丹人发现,在处理“中原问题”上,此前的很多办法都行不通;在中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做“代理人”,比如石敬瑭。可是石敬瑭一死,他的继任者并不打算重续与契丹的“前缘”,总想着摆脱辽国的控制;
“代理人”不听话,自己上!辽太宗就是前车之鉴。并且契丹贵族无意让整个辽国全盘汉化,在兼容农耕文明的同时,依旧要保持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这一点契丹人想的很明白。
契丹人窝在幽云十六州,看着南方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是就在这不长的几年里,中原正在不断地发生巨变……
947年,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趁辽军北归,举兵南下,占领开封,建立后汉。刘知远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死了,儿子刘承祐嗣位,即汉隐帝。两年后,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发动兵变,率军杀回开封,逼走刘承祐。次年951年,建立后周。
中原巨变,让窝在幽云十六州的契丹人突然一激灵。后周的突然建立固然让他们很吃惊,但更惊喜的是,在河东(今山西北部)一个与后周有宿仇的小政权正在悄然成立—北汉。
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太原替老刘家看守河东老家。侄子刘承祐把后汉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早早地就与侄子进行了切割,停止了对后汉的进贡,转而开始积蓄河东的实力。
郭威篡汉,巧言骗过刘崇,让刘崇失去了恢复刘氏江山的机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郭威与刘崇,分别在开封和太原同时称帝,建立后周和北汉,展开对峙状态。
同样是新政权,北汉的地缘格局要比后周恶劣得多。南面为后周政权,北汉与其有着夺国灭家之仇,誓不能共存亡;西面为党项,在各个强权中摇摆不定;西北面为折德康家族世代驻守的府州永安军,政治上更偏向于中原政权,从后来宋伐北汉来看,折氏一族是宋军强有力的助攻队友。
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刘崇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曾经的敌国—契丹。
正月登基,次月刘崇就开始向辽国派遣使者,并向辽世宗表达了“本朝沦亡,绍袭帝位,欲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的意愿。欲借契丹之力,以复刘氏江山之意,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时向辽国示好的不只北汉一家,郭威在继位的次月,几乎和北汉同时,也向辽国派遣了使者,但他的目的则是为了与辽国通好,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北汉和后周之间,契丹人没法玩“平衡术”,必须选择一个。但其实压根不用考虑,傻子都会选择北汉。
北汉的主动低姿态示好,恰恰给了辽国一条解决中原问题的新办法……
经过辽太宗入主中原失败后,在辽国内部关于南下中原这个话题开始逐渐冷却。但幽燕以南的河北和河东地区,毗邻辽国经济重心幽州和云州,依旧是辽国重点关注和经营的战略地区。
北汉的主动示好,给了辽国人一条新思路;可以通过扶持北汉政权,作为抵御后周在河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炮灰”。而本国的主要精力,则放在经略河北上。
北汉很卖力气,刘崇继位次月,两次发兵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试图把势力推进至黄河、洛阳一线,但都以损失惨重而宣告失败。十月,刚刚继位的辽穆宗派遣五万大军,与北汉军合力进攻晋州。
辽、汉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很失败,契丹人“出工不出力”,在晋州城外苦熬了五十天,渐入寒冬,辽军不战自败,在不通知北汉军的情况下“烧营夜遁”,后周军顺势掩杀,致使联军死伤大半。
三年后,后周郭威病逝,新主柴荣登基,辽发兵万余,联合北汉,在高平巴公原与后周展开决战之势。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契丹人还是出工不出力,北汉军大败溃输,辽军未动一兵一卒。亲征的周世宗一鼓作气,将战线推进至太原城下。并派符彦卿与史彦超将辽兵赶出忻州,在太原以北建立起了阻击契丹援军的防线。
辽国的战略其实特别有意思,每次和北汉人出去“打架”,都是只摆姿势不动手,哪怕北汉被人揍成王八蛋,契丹人也不出手。
只要打不死,你随意!
可是一旦北汉的根基受到影响,辽国方面马上开始警觉。后周占领忻州后,辽穆宗马上派遣南院大王挞烈助敌禄,向忻州发起进攻。果然一战功成,打破了后周的防线。围攻太原受挫的周世宗只好被迫整军南撤。
高平、忻州战役,包括周世宗以及赵匡胤在内,都意识到一个问题,要想拔掉北汉这颗钉子,辽国是关键。但是很遗憾,在周世宗有限的峥嵘岁月里,这个问题他没有找到答案。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宋代周,迫使恭帝禅位,建立宋朝。宋初赵匡胤与赵普定下“先南后北”的战略,把军事的重心放在南方诸国,相继灭亡了南平、武平、后蜀和南汉。
但即使是在如此高密度的战争环境下,赵匡胤依旧对北方的北汉“念念不忘”。在开宝二年,宋太祖集结河东、河北、河南三地军队亲征太原。但最终因契丹人的阻碍,宣告失败。
开宝二年的这次北伐,对宋朝而言,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契丹人强悍的战斗力已经不再是优势,这在战争中是显而易见的;坏消息是,契丹人距离北汉太近了,支援的速度太快了。
宋军三月份中旬开始围太原城,四月上旬,辽方的援军就已经达到太原北的阳曲,中旬双方开始交战。事实上,这种进军的速度,很可能让宋军根本来不及在太原以北构建防御体系。
谁能最快地集结军队,并且在短时间内,将军队开赴前线,成为北汉之役的关键所在!
自北汉战役后,宋辽双方都意识到短时间内,北汉不会被任何一方消灭。双方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均衡的状态。实际上,从综合实力而看,宋朝一方还要略高一筹。辽国内部的权力传递成为影响辽国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宋朝还没遇到这种事呢,当然,这只是早晚的问题,而且后来闹得比契丹人更凶……
北汉战役后,宋朝的战略重心南移,为了能够抽出身来了对付南唐,赵匡胤开始重新配置北方的防御体系。围绕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要出事!不要出事!不要出事!
有意思的是,赵匡胤的战略思想与契丹人不谋而合。契丹人苦于外部压力无法整饬国内形势,宋、辽边境逐渐减少的军事冲突以及日趋缓和的领土纠纷,让契丹人逐渐萌生一个念头;
要不,我们握手讲和吧!
就在宋朝向南唐开战前三个月,开宝七年(974年),七月。辽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知州孙全兴:“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节选)。”
辽国单方面的示好行为,很快就得到了宋朝方面的积极响应。赵匡胤以孙全兴为全权代表,在雄州与耶律琮展开磋商,并最终缔结了和议约书。史称“雄州和议”。
事实上,这份和议虽然是宋、辽双方实力均衡后的必然产物,但双方显然都没有打算彻底把两国关系稳定在这份和约上。至少比之几十年后的澶渊之盟,双方都不太认真对待这件事。
宋朝方面很好解释,缔结和约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去揍南唐。
但在辽国,明面上缔结和约后,特意遣使晓谕北汉主“以强弱势异,勿妄侵伐”。告诫北汉要乖!要听话!不要随便跑到别人家里砸东西!
但实际上,辽国缔结和约的目的,是为了尽快解决辽国内部的动荡局面,同时也让南方的边防喘口气。至于对北汉,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来没有停过,大批的军粮越过太行山,送至太原府。
由于关于这次和议的记录很少,我们大致猜测,辽国方面对这份和约的内定期限,至少是在十年以上的。也就是说,在十年以内,辽国方面不打算破坏和约,和宋朝展开全面战争。从后来辽国在北汉问题上的态度,可见一斑。
但让契丹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充满着自己真挚感情的和约,仅保持了五年就被无情地撕毁,而撕毁他的人,正是那个看起来很“和善”的宋太宗!
自始至终,北汉一直是赵匡胤的一块心病,和辽国缔结所谓的“和约”,只是为即将启动的征南唐战争提供足够的战略空间和军事力量。就在平定南唐后不到一年,开宝九年(976年),八月。稍作休整的宋军马上投入了征北汉的战役,但到了十一月,赵匡胤莫名其妙地死在开封的万岁殿。就在赵匡胤驾崩的前几天,宋军在河东捷报频传,再一次包围了太原城……
赵匡胤骤然驾崩,使征北汉的军队不得不南撤。作为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自登基伊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很快就把征北汉提上了日程。
但在这之前,他还要做一些准备,“哄一哄”隔壁的契丹人……
从太平兴国元年(976)十一月起,在宋太祖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宋、辽双方频繁往来使者共计6次。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宋或辽的使者奔波在幽州与开封之间。而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宋太宗平均每年至少派出两批使者赴辽。而辽方则平均每年派出三批使者使宋。频率不可谓不高。
而且愈是在战事前夕,宋太宗对辽使的态度就愈加地隆重。甚至在太平兴国三年十月起,专门增设送伴使,特意护送辽使到边境。
好家伙,从开封送到雄县,等于又出使了一趟,宋太宗可把契丹兄弟给感动坏了!
忙着安排送辽使出境的宋太宗,手底下也没闲着。从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上半年开始,一边不断遣使赴辽,另一边则不断在北境调动军队。
这一次,宋太宗要阴一把契丹人!
但契丹人也不是傻子,风云变幻的边境形势,契丹人也能察觉到,只不过反应得有点慢……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耶律虎骨使宋回辽,马上向燕王韩匡嗣汇报了这次使宋所察觉到的异样,并推测宋朝方面要在短时间内对河东用兵。但是仅凭一个使者的臆想,辽国高层很难信服,更不敢贸然地做出任何的过激举动,以导致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实际上在整个宋太宗向辽宣战的过程中,辽国一方始终保持克制与耐心。可以想象,辽国如果有机会召开“外交部记者见面会”,一定会严正谴责,宋太宗破坏双边关系,导致区域政治发展不平衡……
到了太平兴国四年末(979年),耶律虎古的预判得到了更多现实情况的支持。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宋太宗脱下伪装,向辽发出征北汉的通知。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辽国方面依旧在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北汉是辽国的门户,但辽国又不想与宋朝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所以仍把希望寄托在谈判桌上,在十二月和正月,分别派了两批使者赴宋,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宋太宗放弃对北汉的军事行动。
宋太宗没有丝毫要谈判的想法,面对辽使的质问,宋太宗怒斥道:“河东(北汉)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这大概是宋太宗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整个宋王朝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就在与辽使虚与委蛇的同时,宋太宗对北汉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
正月初七,派遣常参官督运军粮赴太原行营;
正月十二日,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命令彰信军节度使崔彦进攻城东,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攻城南,桂州观察使曹翰攻城西,彰信军节度刘遇攻城北;
正月十三日,任命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方援兵;
自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六日,先后命令均州刺史解晖、知府州折御卿等分兵攻打隆州、沁州、汾州、岚州等地,以孤立太原;
二月二日,宋太宗下诏亲征,三月一日至真定。
到二月份,宋、辽谈判破裂。十八日,辽派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南院大王耶律斜珍、枢密副使耶律抹只领兵援救北汉。可是当辽国的援军到达石岭关时,郭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等候多时。
如果把金国人作战比喻成一把锋利的匕首,那么辽国人作战就如同是一柄钢刀,又稳又狠!
可是在石岭关之战,辽国人反而显得很急躁;
三月十六日,辽国数万骑兵来到石岭关大涧边,耶律沙主张等后军赶到再战,冀王敌烈、耶律抹只坚持要立即出击,耶律沙见无法改变冀王主张,只得同意出击。当敌烈领先锋兵渡涧不足一半时,郭进突然发起进攻,一场鏖战,当即杀死了冀王敌烈及其子蛙哥、耶律沙之子德里、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黄皮室稳唐筈等五员大将,耶律抹只仅以身免。
耶律沙带兵狼狈北逃,宋军紧追不舍,恰逢耶律斜轸率后军来到,万箭齐发,耶律沙才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石岭关之役,宋军消灭辽兵一万多人,迫使辽退兵回国,从此,北汉刘继元成为瓮中之鳖,灭亡指日可待。
而直到此时,辽国方面依旧不希望与宋的战争态势继续升级。甚至辽国方面宁可放弃北汉,也不希望与宋爆发全面战争。所以,在第一次救援失败后,辽国并没有想开宝二年那样,继续组织救援行动,而是坐视北汉亡国。
失去外援的北汉,坚守了不到两月,到五月六日,刘继元开太原城请降,北汉宣告灭亡。从石岭关战役到攻占太原,征北汉前后历时不到两个月。
其实,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北汉确实承担起一个合格的缓冲角色,至少在有北汉的这段日子里,宋辽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摩擦,并没有发生全面战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当北汉灭亡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宋、辽之间发生了自五代以来,都罕见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宋朝初年的精锐尽数毁于此役。原本占据主动一方的宋朝,渐渐地趋于劣势,并最终笼罩在辽国的军事压力之下,终其一朝都未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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