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去世后大约20年,一个姓墨名翟的青年来到学园里学习。他出身贫苦,是一位小有名气造车工匠,技艺十分精湛。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时间不长就能熟读《诗》《书》,却对繁琐礼仪、歌舞声乐十分反感。
墨翟和孔子身份不同。孔子出身于贵族家庭,虽然没落了,但他一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贵族身份。他精习六艺,是因为那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所以,他对衣着服饰、饮食、礼仪、音乐等方面十分讲究,遇人遇事也总是端着贵族身份的架子。
相比孔子,墨翟直是个泥腿子。他出身贫苦人家,过着终日勤苦不得闲生活。他周围的亲戚、朋友、乡邻与他一样,都是终日辛劳反而朝不保夕的农民。他发现和他一样手工业者,劳苦的农民的现状是饥饿却得不到饮食,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劳累却得不到休息,他认这才是当前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他称之为“巨患”。所以,他的理想是规劝告上层统治者通过社会的、政治的、政策的改变来实现底层民众衣食富足的目标。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食能果腹,衣能保暖,劳而得息呢。
据此,他提出一个原则,“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都被视为奢侈浪费而加以禁绝。比如,老百姓现在吃饱、穿暖都很难得到保障,你再让他讲究什么衣冠、服饰、什么“食不厌精、炙不厌细”,哪有那种力量呢?老百姓现在终日辛劳,得不到片刻休息的时间,你还要求他们讲究什么繁琐的礼仪,听什么音乐,哪有那个精力呢?老百姓没有礼仪、音乐也能过活,讲究它们反而衣食不保,能有什么实际功用呢?所以,礼乐属于“加费不加用”而应当禁绝的东西。再者,都是人,老百姓没有礼乐能过活,贵族凭什么不呢?
接着,墨翟又认真分析了导致下层民众衣食不保的深层原因。他发现,由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强凌弱,众欺寡,兵戈不息,战乱不止。战争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人民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家事落荒废,百姓战死、饥饿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侯王大夫爱有差等,不能兼爱,各私其国,各私其家。有道不相教,有财不相分。他们只管自己奢侈享乐,丝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王公贵族大夫为了讲排场,讲礼仪,玩音乐,增加繁重的苛捐杂税,使百姓衣不足,而且那些演奏者,也都是农家子弟,去搞音乐了,劳动生产就受到影响,导致生产不足。
天子、诸侯、大夫,生前享乐,死了还厚葬、久丧。更无道的是,杀人殉葬。为了竟比排场、气势,送葬的队伍极为庞大,搞得就像举家迁徙。大量财富被埋在地下,这都是极大的浪费。为了行三年之丧,农夫百工妇人的劳动生产都要停止。厚葬、久丧相沿成习,富贵者损失财富,庶民百姓就要倾家荡产了。所以,墨翟反对孔子爱有差等之说,主张兼爱,并提出了非战、非礼、非乐、节葬短丧等观念。
墨翟希望整个社会像一个彼此相爱,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人人视别国如自己国家,视别家如自家,视别人之身如自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为了实践他的社会理想,他毅然退出了孔子的学堂,依据兼爱互助原则组建了一个组织、纪律严密的社团。该社团成员多半来自于下层民众,有的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在一起过着极端刻苦朴素的生活,彼此之间有互助协作的义务。这个社团的领导者称为“巨子”。墨翟是一任“巨子”,巨子对社团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下一代巨子由上一代巨子指定。后人称墨翟所建立的社团为墨家学派,墨翟也被尊称墨子。
于是,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儒墨两大显学对立的局面,时人称“不入于儒,即入于墨”。墨家对儒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爱有差等,爱有差等就为自利自私留有空间,使对立和竞争有了依据。战争、对立就不能禁绝。而墨家认为只有无差等的爱才能实现目标。无差等的爱,比较理想主义,逻辑上讲得通,但实践起来困难,但常常受下层民众的欢迎。有差等的爱,比较符合人性,但常常被统治者用于其既得利益的维护。
墨家还批评儒家说,儒家之学足以丧天下的有四政:一,儒家以天不明,鬼不神,不明天鬼,此足以丧天下;二,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的队伍就像举家迁徙。三年哭泣,有人扶才能起,举杖才能走,非得哭泣悲伤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才叫孝子。也足以丧天下;三、弦歌乐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四、认为人之贫富寿夭、社会之兴衰治乱,皆由天命所定,不能损益,此足以丧天下。
墨家站在小生产者、农民的立场上来批评儒家,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功利观则过于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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