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66年，“右派代表”刘绍棠告别妻子曾彩美和三个孩子，从北京回到老家接受改造。这年，他30岁。

13岁开始发表作品，离开时，他是“神童作家”，风光无限；如今，他是“青年作家堕落的典型”，不仅创作权利被剥夺，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在付印前被退回，他被迫收拾行囊“大乱回乡”。

一场腥风血雨，让刘绍棠的命运与杨广芹有了交集。

乌云镶上了金边

回村后，第一天上工时，刘绍棠对着群众鞠了一躬。没有人知道，队伍里，有个女孩心里一激灵。

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形象：“穿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戴一个大草帽，脚上穿的是黑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高高大大，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女孩叫杨广芹，15岁，正读初二。政治运动波及校园，学校停课，她暂时回乡劳动。

从小，爷爷的运河故事伴她长大，对刘绍棠，她自然地敬仰崇拜。看到传说中的大作家突然如此落魄，她内心五味杂陈。

形势紧迫，人心惶惶，刘绍棠想借劳动麻痹自己，奈何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

亲人远离，前途无望，住在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孤独又苦闷。

1968年，杨广芹正式离开学校，回到村里负责在菜园卖菜。

下工后，买菜人多，刘绍棠自觉地躲在最后，轮到他时，往往什么也没有了。

出于同情，杨广芹便提前给他把菜留好，有时，让他上门来取，有时，给他送到家中。

有一天，刘绍棠独自走在路上。对面，杨广芹走过来了，阳光下，她挎着柳条篮，两条大辫子有节奏地甩来甩去。

一时之间，他竟心跳加速，看呆了。

杨广芹只有17岁，她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懂“右派”意味着什么，对刘绍棠，她从不躲避。

一来二去，交谈多了起来，不出工的时候，刘绍棠便经常去她家。在人生暗夜，她给了他温暖和安慰。

当他叹息“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时，她安慰他：“总有天亮的时候，你喜欢写就继续写吧。”

头顶的乌云顿时镶上了金边，在纸上，刘绍棠郑重地写下一个“琹”字。

他对她说：“这个‘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琴字（刘绍棠的小名叫宝琴），我缺木，你姓木（杨是木字旁）。”

像桅顶一样给他希望

信念重新点燃，刘绍棠开始偷偷写小说。

一周后，描写校园爱情的小说《知己》写完了。岂料，杨广芹看完后，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

刘绍棠也想写热爱的运河故事，可是他不敢，身边不时有人监视，如果被发现，会罪加一等。

“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杨广芹一句话，让他湿了眼眶。

几天后的上工路上，一看到杨广芹，刘绍棠就跑上来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是六个字：我是你的阮湄。

“阮湄”，是《知己》中主人公的名字。他的意思很明显，希望他们互为知己。

从那以后，刘绍棠开始不停地给杨广芹写信，几乎每天都写。信不敢署名，如果哪天交不到她手上，他就偷偷撕掉，扔进运河，让流水带走那些思念和怅惘。

19岁时，刘绍棠在父母催促下结婚、生子，对家庭，更多的是责任。而此刻，“芹妹子”的纯真善良、勇敢无畏触动了他的心。

从她身上，他获得了力量。一同砍玉米棒子时，只有望着她的身影，他才能把繁重的农活坚持下来。

刘绍棠把杨广芹当作精神依靠、力量源泉，得知家里给她安排相亲时，他紧张又害怕，恳求她说：“你答应我，不要走。”

尽管杨广芹从未想过要破坏他的家庭，但相处日久，他滚烫的心让她无法拒绝。她肯定地说：“你放心，我不走。”

刘绍棠立刻兴奋起来，他拿出未完成的《狼烟》手稿说：“有你支持，我就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受刘绍棠影响，杨广芹也开始读书写作。

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他们一起谈《静静的顿河》，谈鲁迅，谈到《红楼梦》时，他说她“像晴雯一样，率真可爱”。

在杨广芹支持和陪伴下，刘绍棠不再自暴自弃，决定构思小说《桅顶》。

他动情地对她说：“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看到你，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正当疲惫不堪、脚步沉重时，望见了前面一片清凉的柳荫，和柳荫深处恬静地开放着的小花，顿时思想晴朗，神清气爽起来。”

他为主人公起名“飘香”，意为“三秋桂子，十里飘香”。而她的小名，就叫“桂香”。

激动处，他说得滔滔不绝：

“在运河家乡这片天地间，我们在心灵上比谁都要接近。你那颗芳洁的心，直觉地理解我的好坏和功罪，公道而深情。你这个小小的人儿，对我有着奇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被他的话感动，杨广芹也无比振奋：“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抚，笔下画卷徐徐展开。每写完几段，刘绍棠就念给杨广芹听。

她说不好的，他就立刻修改；她抚掌称赞时，他就高兴地绕着她转圈；她该离开了，他便恋恋不舍地盯着她。

从此，刘绍棠看到希望，有了方向：“我要在我们运河家乡的土地上，完成我少年时代的宏愿——写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

他将以杨广芹为主角，让她在小说中“更丰富，更放大，更完美，更可爱，更理想”。

发乎性情止乎现实

因为家庭成分好，工作能力强，有文化基础，杨广芹被推选为广播员、团支部书记，村干部对她寄予厚望。

1973年，村里推荐她报考大学，条件是：“带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

杨广芹没有服从，换来的结果是：“再考察考察。”

第二年，第三年，同样如此。为了保护刘绍棠，她三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刘绍棠得知后，痛苦地说：“我心里难过，我太难受了，太折磨人了！”

不顾流言蜚语、世俗压力，杨广芹照样去陪伴他，继续给他讲村里的故事，为小说增加灵感和素材。

刘绍棠无以为报，只有更勤奋地创作。写累了，他就看看她的照片。

有一天，刘绍棠深情地看着杨广芹，不禁脱口而出：“你当我的妻子吧！”

面对她的错愕，他解释道：

“在这个人世间，你有了一个知音知心的人，有了一个同呼吸同命运的人，有了一个在精神上比骨肉还亲的人，就像两棵枝干缠结、难解难分地生长在一起的合抱树。

两颗心贴在一起，连在了一起，铸成了一个。我是你精神上的丈夫，你是我精神上的妻子，完全理所当然，难道还有疑问吗？”

面对深情表白，杨广芹却很冷静：“我不同意，三个孩子，她一个人含辛茹苦，你对得住她？”

她知道，他们的爱，只能发乎性情，止乎现实。

在杨广芹的鞭策和保护下，刘绍棠的文学事业没有荒废，他相继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他重返文坛，回到北京。而那时，杨广芹已经是28岁的老姑娘了。

他依然渴望和她组建家庭，他在信中说：

“让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并要抓紧时间，爱得更心明，爱得更情深，以免最后像晴雯死前对贾宝玉的哭诉：早知如此，何必——空担个虚名。”

他甚至设想了婚后的理想生活：

“运河边上，几间明亮的小房，一座干净的院落，院里花木葱茏，藤萝架绿荫如伞。我们一同劳动、读书、写作、休息、娱乐，生儿育女。

你是我每一部作品和每一篇文字的第一读者，在家庭生活中，我要做一个很会心疼你的丈夫，你要做一个温柔明理的妻子，过一个科学、文明、卫生和现代的田园生活。”

可是，杨广芹宁愿空担个虚名。他需要时，她挺身而出；他命运好转，她悄声而退。

为了让他能够安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1980年底，她悄悄嫁人了。

得知消息后，刘绍棠非常生气，在信中，他气呼呼地说：

“你离开我，嫁给其他男人，如果那个男人待你还好，我的痛苦或许减轻一些，如果那个男人待你恶劣，我的心将痛苦得流血。”

他特意来到杨广芹的家，看到她生活幸福时，终于释然。

后来，他创作了小说《乡风》，里面那个被丈夫宠爱的娟妹子，原型就是杨广芹。

“芹妹子”给了刘绍棠创作灵感，《蒲柳人家》出版后，一度引起文坛轰动，而那里面，就有杨广芹的影子。

他说：“我的乡土小说，多半取材于本村，人有原型，事有出处，芹妹子是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凡是我写的缺欠不足之处，她都帮我充实、丰富、饱满。”

凭借出色的作品，刘绍棠成为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闻名世界。

而杨广芹，总是默默祝福，从不宣扬和他的关系。就连他的来信，她也一字不复。

1996年，收到刘绍棠重病的消息，杨广芹才回复了几十年来唯一的一封信：

“如果年龄能够交换，病体能代替，我愿接受病魔的挑战，替你战胜疾病，弥补你痛失的青春岁月……”

几个月后，刘绍棠去世。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在儒林村的生活，你了解很多，希望你写一写，刊登出来。”

他的遗愿，她一直记着。2013年，《心安是归处——我和刘绍棠》出版，青春情感，苦难彷徨仍历历在目，所有的付出与成全，她无怨无悔。

心若安好，便是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