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边缘人呢?就是游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自己说是两脚踏两种文化——中西文化。
有一个人类学家讲得比较好,他说这种边缘人不但自己要会穿中国鞋走路,还要知道美国人如果穿上中国鞋,将会怎么走路。这才能算边缘人,对两种文化都把握得很准确。
林语堂有一篇杂文,叫作《记纽约的钓鱼》。
文章里面说七八月的时候,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内都是小渔船、渔艇,钓鱼的。当晚上渔火星星点点的时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壮观。
那么多的人在钓鱼,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中国人。
那是不是纽约的中国人少了?不是。当时在纽约的寓公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他们不去呢?林语堂认为,中国山水画喜欢画一个人在挑柴,或者是写诗的时候写入一个钓鱼的、打鱼的人,这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些画家、士大夫,一般不会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去打鱼,他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渔樵。
而外国人就不一样,他喜欢参与。
所以你看,中国皇帝最喜欢看跳舞,但没有看到哪个中国皇帝下到舞池里面去跟舞女一起跳。但是你看俄国的沙皇,英国的女皇,他们就会到舞池里面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乐在其中,我们是看着好看。
我们现在思想慢慢转变,现在大家经常说“贵在参与”,这恐怕就是进口货了。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会发现这样一个题材,而且,这种理解往往都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我们讲《水浒传》,历来都讲官逼民反,《水浒传》最著名的一句话叫“逼上梁山”。谁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
但林语堂讲《水浒传》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从国民性这边切入,从老百姓这个“民”自身切入。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梁山好汉,特别喜欢侠义小说呢?他说,原因就在没法治,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个人的利益都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争,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爷,第二要靠那些侠客出来打抱不平,替自己解决问题,总之,等别的人来解放自己。
这是他认为国民性里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欢侠客也很好,但是侠客本身会惹是非,“侠以武犯禁”,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结果触犯了王法,那会连累家人。
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义、及时雨,是一个侠客式的人。他父亲宋太公怎么做呢?宋太公早早就到衙门去告他,声明跟他脱离父子关系,就是怕宋江惹事连累了自己。
宋太公的心理当时比较普遍,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这些好汉、侠客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欢侠客、好汉出在家里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给推出去了。
他们往哪儿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梁山,就要入绿林,那社会上剩下来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辈,等到什么事情又不平了,他们才记起那些被赶走的好汉。
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羡慕之,景仰之,编戏、写小说来崇拜之,想从这些侠义小说里找回顺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
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恹恹的,躺在床上看《水浒传》,赞李逵,羡武松,归根到底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实际行动上,还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为自己争权益。
林语堂进一步指出,这种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长期的文化环境养成的。他认为,宗法伦理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对家族很在意。
他认为家族是专门培养劣根性的东西,可见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谓不深。
对西方文化,林语堂也有他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认为西洋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近情理,喜欢创立一种学说,然后就用这种学说解释一切。
比如说基督教有一个理论叫“赎罪说”: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一辈子要去赎罪。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他说是建立在一个苹果上。
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写亚当偷吃伊甸园的一个苹果,结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带着一种罪,所以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都去赎罪。
他说,这就不近情理,全人类就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一个苹果,所以就要赎罪。他就认为,西方这个人或这个文化里面,不近情理,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的解放就是西方思潮里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焦点就在于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人有罪就是束缚,要解放人类自身,就要从“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个东西做起。
所以,他这个故事后面,其实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
正因为林语堂有对中西文化这种双边、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称他为边缘人。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11月上
稿件来源 | 《闽南风》
本文作者 | 林继中
责任编辑 | 井宁
微信编辑 | 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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