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参与 国人旁观

什么叫边缘人呢？就是游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他自己说是两脚踏两种文化——中西文化。

有一个人类学家讲得比较好，他说这种边缘人不但自己要会穿中国鞋走路，还要知道美国人如果穿上中国鞋，将会怎么走路。这才能算边缘人，对两种文化都把握得很准确。

林语堂有一篇杂文，叫作《记纽约的钓鱼》。

文章里面说七八月的时候，星期日，海面上三五里之内都是小渔船、渔艇，钓鱼的。当晚上渔火星星点点的时候，那是很好看的，也很壮观。

那么多的人在钓鱼，但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中国人。

那是不是纽约的中国人少了？不是。当时在纽约的寓公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他们不去呢？林语堂认为，中国山水画喜欢画一个人在挑柴，或者是写诗的时候写入一个钓鱼的、打鱼的人，这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些画家、士大夫，一般不会自己真的去打柴，真的去打鱼，他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渔樵。

而外国人就不一样，他喜欢参与。

所以你看，中国皇帝最喜欢看跳舞，但没有看到哪个中国皇帝下到舞池里面去跟舞女一起跳。但是你看俄国的沙皇，英国的女皇，他们就会到舞池里面跟大家一起跳，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乐在其中，我们是看着好看。

我们现在思想慢慢转变，现在大家经常说“贵在参与”，这恐怕就是进口货了。

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不然他就不会发现这样一个题材，而且，这种理解往往都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崇拜侠客 远离好汉

我们讲《水浒传》，历来都讲官逼民反，《水浒传》最著名的一句话叫“逼上梁山”。谁逼的呢？官逼的，官逼民反。

但林语堂讲《水浒传》就跟人家不一样，他是从国民性这边切入，从老百姓这个“民”自身切入。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梁山好汉，特别喜欢侠义小说呢？他说，原因就在没法治，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个人的利益都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而自己又不敢去抗争，挺身而出，所以第一要靠清官、青天大老爷，第二要靠那些侠客出来打抱不平，替自己解决问题，总之，等别的人来解放自己。

这是他认为国民性里面的劣根性。那好了，你喜欢侠客也很好，但是侠客本身会惹是非，“侠以武犯禁”，侠客往往使用他的武力，结果触犯了王法，那会连累家人。

大家都知道宋江，呼保义、及时雨，是一个侠客式的人。他父亲宋太公怎么做呢？宋太公早早就到衙门去告他，声明跟他脱离父子关系，就是怕宋江惹事连累了自己。

宋太公的心理当时比较普遍，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这些好汉、侠客走光了——每一家都不喜欢侠客、好汉出在家里面，就你推我搡地把他给推出去了。

他们往哪儿去呢？就流落到江湖，就要上梁山，就要入绿林，那社会上剩下来的就是怕惹事的、庸庸碌碌的平庸之辈，等到什么事情又不平了，他们才记起那些被赶走的好汉。

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羡慕之，景仰之，编戏、写小说来崇拜之，想从这些侠义小说里找回顺民世界所失去的英雄。

这群人往往是自己病恹恹的，躺在床上看《水浒传》，赞李逵，羡武松，归根到底还只是精神上的向往，实际行动上，还是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为自己争权益。

林语堂进一步指出，这种国民性不是天生的，是长期的文化环境养成的。他认为，宗法伦理社会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对家族很在意。

他认为家族是专门培养劣根性的东西，可见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谓不深。

勘破中西 游走边缘

对西方文化，林语堂也有他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认为西洋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近情理，喜欢创立一种学说，然后就用这种学说解释一切。

比如说基督教有一个理论叫“赎罪说”：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一辈子要去赎罪。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他说是建立在一个苹果上。

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写亚当偷吃伊甸园的一个苹果，结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人类从此就带着一种罪，所以生下来就有罪，一辈子都去赎罪。

他说，这就不近情理，全人类就因为我们的祖先偷吃了一个苹果，所以就要赎罪。他就认为，西方这个人或这个文化里面，不近情理，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的解放就是西方思潮里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对立，焦点就在于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生下来就有罪。因为人有罪就是束缚，要解放人类自身，就要从“人生下来就有罪”这个东西做起。

所以，他这个故事后面，其实隐藏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

正因为林语堂有对中西文化这种双边、感性的理解，所以我们称他为边缘人。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11月上

稿件来源 | 《闽南风》

本文作者 | 林继中

责任编辑 | 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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