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吴三桂做的选择，我们也可能会做

1.童年——行动的根源

童年的生活给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吴三桂十岁的时候，父亲吴襄中武举，走上了仕宦之路。十岁之前，吴三桂的家庭应该在从事商业活动，属于小康家庭，他的父亲吴襄擅长养马，也精通武艺，擅长骑射。在吴三桂十岁之后，吴襄投奔了辽西地区的军阀势力——祖家，吴三桂的家庭进入了快速发迹的阶段。祖家是辽西地区的军阀，五世为将，在辽西地区关系盘根错节，皇帝都不敢随便处置他们。例如，祖大寿跟随袁崇焕救援北京，袁被诬陷处死，祖大寿惊恐不已，第一反应就是率部离开北京，逃回辽西。而崇祯皇帝也没有处理祖大寿，任用依旧。吴襄投奔祖家后，吴家与祖家联姻（祖大寿的妹妹嫁给了吴襄），辽东的监军太监高起潜更是做了吴三桂的义父。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吴襄，他才是吴三桂发迹的根源，此公不仅武艺不错，而且善于经营，不仅为吴家赚下了丰厚的家资，还在辽东官僚军阀地主中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网（后期在明朝中央政府中也有不错的关系），他与吴三桂父子二人，也受到各方的提携关照。

吴三桂与父亲的感情很好，深受其父的影响。除了殷实的家底，父亲吴襄还给了他构建强大关系网的良好社交能力、强健的体魄、精湛的武艺以及一支战力强悍的私人武装。然而，吴三桂也目睹了辽东战区的生存法则：有自己的地，有自己的兵，有自己的靠山，才能生存下去。他与中原地区的科举出身的官员不同，他是一头狼，狼行千里是要吃肉的。不过，儒家的忠君孝亲思想还是在吴三桂身上起了影响，纵观他在各个历史节点的选择，我相信他至少跟当时很多明朝官员一样（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明朝官员尤其是高官，没有主动投降后金的），有忠君报国的思想，而且由于其处于生死莫测的关外战场，他的这种思想可能比那些夸夸其谈的书生来得更加真实。

吴三桂幼年生活的辽东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野兽，骑马打猎已经是当时胶东人民获取肉食的重要手段。辽人的孩子在小时候就被放在马上练习骑马，而孩子在马上也欢欣雀跃，不仅男子，辽人的女子也可以骑马。现在想象起那些骑马奔驰的飒爽英姿，依然令人神往。吴三桂必定也与其父和舅父时常奔驰猎兽，锻炼武艺，该地区剽悍的居民，成了关外明军以及吴家私人武装的重要兵源。吴家的私人部曲也是后来吴三桂手里重要的本钱。

吴襄给历史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吴三桂：精力旺盛，武艺精湛，有勇有谋，带兵有方，对亲人朋友部下无比关照，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为明朝的边防尽心竭力。

2.青年才俊

在这个阶段的吴三桂，可以说是忠臣良将的典范。年轻的吴三桂初入军旅，就获得了舅父祖大寿、父亲吴襄的关照提携。他自己也非常争气，在一次遭遇战中，率二十骑兵营救被包围的吴襄，成功与父亲突围，自己的鼻梁处也中了一刀。此举在讲究儒家礼法的明朝是非常优秀的行为，忠孝勇猛的赞誉铺天盖地而来。吴三桂在二十九岁即授总兵，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将军，这个成就在明朝边军中极其罕见。

吴三桂的早期军旅生涯堪称忠勇智并称，每历战阵，必然奋勇向前。他在所统帅的辽军中，选出一千精锐骑兵，分为二十队，各设一将，将该将名字写于竹签放于靴中，每遇敌军，则抽出一签，亲率该队骑兵冲锋。然而，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松山决战。松山决战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崇祯倾尽全力调集十三万精锐，由洪承畴督师，率前屯卫总兵王廷臣、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以及吴三桂，前往锦州外围与围困锦州的清军主力决战。

决战前期，洪承畴连营缓进，清军遭遇较大困难。清太宗皇太极焦虑万分，亲临前线，指挥清军切断明军粮道，围困明军。明军只有三日存粮，连续突围不成，洪承畴一筹莫展，最后与众将会议，决定于夜间全力突围回宁远就粮。然而就在当夜，大同总兵王朴不顾大局，率部逃窜，全军大乱。在此危机存亡之际，吴三桂完全没有顾全大局，于大军混乱之际，也率所部逃窜，全无素日勇猛有谋的影子。最后结果，十三万明军全军覆没，洪承畴被围松山，被俘投降，锦州城中的祖大寿也被迫再次投降，锦州失陷。松山决战使得明朝失去了最后一点元气，再无恢复的可能。

吴三桂在松山决战中的表现令人失望，但是并不令人意外。根据吴三桂的成长环境导致的行事原则，其实可以推测出他不会在此战中竭尽全力。当时的明军已经朽败，将领吃空饷，即使在编的士兵也经常欠饷，士兵还被将领像奴仆一样驱使，一旦遇到战事，往往抓壮丁以补充不足，明军整体素质堪忧。明军的底气，只存在于边军将领的私人部队，这些武装装备精良，士兵待遇高，且人人有家有业，守边即是守家，战意较高。吴三桂所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战前，洪承畴就对吴三桂寄予厚望，而其它几镇总兵的部队除少数之外，被认为只能集群化部署，无法担当重任。

然而，这种厚望对吴三桂来说也是五味杂陈的。面对清军，担当重任就意味着艰巨的任务与较大的伤亡，自己的部属遭遇重大伤亡，是其不愿看到的。所以，在向锦州的进攻中，吴所部的表现中规中矩，因为事情看上去尚有可为，而当粮道被断，大军被围时，吴心中就只有突围撤回宁远一个想法了。当大军由于王朴擅自先行逃窜引起夜惊之时，吴三桂也是毫不犹豫跟随逃窜，值得指出的是，此时的吴绝非惊慌失措举止失当，他甚至还能冷静地预判出清军可能在小路有伏兵，大路更加安全便于突围（逃窜），他是在保护自己活下去的本钱。

3.亡国孤臣

松山大败之后的吴三桂，成了崇祯在关外战场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在战场上逃窜的王朴被杀，吴三桂却毫发无损，加官进爵，奉命指挥所有关外部队，重建关外的防线。此时，吴三桂又成了一个称职的将军，他召集溃兵，募集新兵，加强训练，并且不断拒绝皇太极、祖大寿以及降清的亲属朋友的招降。他的父亲吴襄和家人（包括著名的陈圆圆）也于崇祯十七年元月奉旨入京，其实也成了崇祯的人质。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自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大顺军自西安出发，向北京前进，明朝最后的时刻到来了。这时的崇祯手中已无御敌之兵，想招兵御敌但是内帑已空，此时惟一的选择就是召集边军勤王。战力最强的吴三桂部自然是首选之一，崇祯首先不想独自承担放弃关外土地的责任，希望大臣出来与之共同承担，而众臣吃这种亏吃了那么久，无人出来配合，崇祯君臣的这种游戏进行了一个月，最终才下决心放弃宁远，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平的是西，不是辽，说明吴三桂的对手被设定为李自成），召其勤王，此时，李自成大军已经逼近北京门户。

为了保护百姓，同时也是保护所部官兵的亲眷，吴部将宁远百姓一起撤入山海关。如果吴三桂诚心勤王，当率精骑兼程前进（如之前的袁崇焕），然而，他亲率精兵殿后，与百姓一起，日行不足五十里。而此时，清军虽然也立刻进行了备战，但根本没有出动部队进行追击，所以吴三桂部的大搬家没有对其产生任何损失。在国家危亡之际，吴三桂再次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宁远百姓中很多是其部属的亲眷，转移的队列中也应该有很多其部属的财务。精兵垫后，非常符合吴三桂所部这个小团体的利益，也许吴三桂的缓行，也是为了迎合其部下的“军心”吧。同时，快速到达京城，意味着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将与大顺军进行殊死搏杀，一旦拼光了老本，即使击退了李自成，怕是以后也无法在崇祯的朝廷里活下去了。“反正勤王的命令不是只给自己，就让其他各镇先于李自成拼杀吧”，这也许就是吴三桂当时的心理活动。

这里不禁为明朝感到悲哀，皇帝于空城之中翘首以待援军，而援军纷纷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文臣于国家决策时以自己的禄位、名望、生命为先，皇帝则耿耿于后世史书对自己的评价，他们以为自己推卸的只是一个个事情的责任，却不知这样做把国家推下了万丈深渊。

当吴三桂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入山海关时，李自成的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昌平，到达北京近郊。三天后，北京城破，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大顺军进城后，李自成立刻对吴三桂展开招抚，而吴三桂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顺皇帝的招降。然而，在准备进京面圣的过程中，不断传来消息，大顺军进京后，大肆拷掠。后来在进京的过程中，吴三桂再次听说自己全家都被囚禁，父亲被用刑，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掳走，这里发生了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带兵返回山海关，并且从此与大顺军再无和解的可能，而且在后来的山海关大战以及以后的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仇恨是由吴三桂所部全军展示出来的。如果吴三桂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爱妾，即使自己冲冠一怒，但自己这些如狼似虎的部下也未必敢抛家舍业，以少战多，跟着他也怒一把，反倒有可能绑了他向李自成邀功。

吴三桂的核心武装，在其父吴襄与崇祯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各个都属于富有阶层，他们在长期的戍边生活中，通过吴家父子，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当他们听说大顺军劫富济贫的拷掠政策后，不能不产生深深的恐惧和仇恨。吴三桂由于自己家庭遭遇所产生的愤怒，正与他的部下的仇恨和恐惧相投，所以这支部队立刻反回山海关，在击败山海关大顺军（唐通所部）的战斗中爆发了很强的战斗力。接下来，吴三桂立刻向自己的宿敌清朝“乞师剿贼”（行动派的领导）。

4.血战山海关

山海关地处明长城的东端，坚固异常。强大的防御使得清军的几次伐明之战都需要绕行山海关，然而，山海关的防御更多集中于东侧，东侧关门外的东罗城建于万历十二年，防御坚固，而西侧的西罗城则建于崇祯十六年。面对扑向山海关的十万大顺军，吴三桂一边派人诈降以拖延大顺军的前进速度，一边抓紧备战，同时还向宿敌清朝“乞师”。清朝的反应自不必说，在吴三桂放弃宁远退入山海关的时候，多尔衮即下令诸王贝勒进行备战，接到吴三桂的信后，更是举国出动，十万清军精锐直接向山海关进发。

在吴三桂的辽军备战时，我们可以发现，当地的士绅给予了极大支持，很多生员直接加入乡勇协助作战。这一方面说明大顺军在进入北京后的拷掠政策给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极大恐慌，另一方面，从宁远带入关内的百姓与辽军官兵关系密切也是原因之一。

在山海关，十万已经实现了人生理想，迫切希望享受胜利果实的大顺军，遭到了吴三桂所部与清军的联合打击，一路溃散回北京。此战伤亡极大，大顺军和吴三桂所部都疯狂地投入血战，损失达数万人。在交战的第一天晚上，为了挽救自己孤军迎战的败局，吴三桂甚至亲自到多尔衮面前，剃发降清，换取多尔衮的信任。

吴三桂的这种行为，在当时，是被一部分人所理解的，毕竟，孤臣孤军面对天塌地陷的亡国大祸，身负弑君之仇灭家之恨，要么全军覆灭，要么求助外力，还能有什么选择？很多人身处当时的乱世，是很能理解的（骂他的人也挺多，毕竟基于春秋大义，吴三桂是理亏的）。而且，这里还有一句潜台词：“皇帝和中枢大臣都没办法，死的死降的降，一个关外的边将能有什么回天之力？”吴三桂，甚至当时的多尔衮，都没有想到清朝可以直接一统天下，他们当时的约定是，消灭大顺军后，以黄河为界，河北归清，河南归明，吴三桂甚至有请封齐鲁的意思。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图昭然若揭。

5.万里征战

山海关大战后，吴三桂指挥所部精锐，不入京城，直追大顺军而去，在定州、真定接连大破大顺军（在真定李自成亲自率军与辽军和清军决战），大顺军损失极大。此时不知吴三桂是否已经发现，多尔衮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杀入山海关时的只要河北数省，到现在的“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

在回到北京短暂地休整之后，辽军官兵再次奉命西征，已是王爵的吴三桂在阿济格麾下进攻山西、陕西的大顺军。李自成自河北撤入陕西后，锐气全无，不仅在山西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还多疑猜忌，杀死在河南颇有威望的部下李岩，导致全军士气更加低落。在西安的屏障潼关，李自成与清军大战，再次被清军统帅多铎击败，撤入西安。这时，阿济格与吴三桂自北路下榆林、延安，威胁大顺军北翼。李自成自知西安已无法坚守，遂放弃西安，率十三万残众自西安向湖北武昌前进。这时，武昌的南明大将左良玉竟放弃武昌，东下南京发动内战，武昌被大顺军顺利攻克。阿济格与吴三桂不辞辛劳，自西安一路追击，攻克武昌，并在江西富池口大败大顺军，大顺的多位重臣被俘（刘宗敏、宋献策等）。李自成则在九宫山被杀。

在击败李自成之后，阿济格、吴三桂班师回京，此时，多铎也平定了南明桂王政权，占领南京。之后，吴三桂先镇锦州，后镇汉中，在汉中期间，击败刘文秀，平定四川，并于之后与清军配合平定了云贵。期间大小几十战，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尽心竭力，自己也深受清室的信任和优待，顺治皇帝将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从辽东带入关的文武属僚也在其多次保奏下身居高位。为了表彰吴三桂的功绩，也为了边疆安宁，清朝任命吴三桂镇守云南，算是完成了他早年封疆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吴三桂追入缅甸擒杀永历皇帝最为有名，这也成了吴三桂的又一个罪行：弑君。在康熙元年，即吴三桂亲自安排处死永历皇帝之后，清朝晋封其为亲王，更给人一种弑杀旧主以换禄位的印象。吴三桂成为明亡清兴几十年中弑君叛君者们的代表人物，实在是不冤枉，但以一个弑君的罪名简单概括其行径，也实在太简单了。

对于吴三桂不辞辛劳，入缅擒永历皇帝这件事，乾隆皇帝的看法一针见血，“彼之为宣力，皆所以自为也”。在吴三桂占领云南后，云南一省重兵云集，有清朝的旗兵绿营，也有吴三桂的本部兵马。云南一省的军费一年需要九百万两，而全国当时一年正项收入只有八百一十五万两，全国岁入不能抵云南一年的军费。当时的顺治帝想把这支集结起来无所事事的大军解散，而这恰恰是吴三桂不能接受的，他的部队经过连年的收编降兵降将，已经膨胀成了一直勇猛善战、人数众多的大军，任何对吴三桂兵权的削弱都是他不能接受的。这里也产生了最终导致三藩之乱的重要原因——藩王重兵对中央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吴三桂对逃亡永历政权的穷追猛打，牛刀杀鸡（集结近十万大军发起进攻），一方面是以自己的不辞辛劳再次证明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是向朝廷证明云南边境不太平，敌对势力依然具有威胁，有必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维持稳定。

为了自己的利益，缅甸那边是否有永历并不重要，即使只有南明的残部，或者一些不安分的土司，怕是吴三桂也会夸大其危害，然后大张挞伐吧。可见，吴三桂之于清朝，与他效力于明朝一样，在保证自己小集团利益的同时，尽心尽力。当他的利益无法被上级满足时，他就会故态复萌，开始新的选择了……

6.年纪大了也要搏一把

吴三桂自镇守云南后，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就成了他奋斗的目标，他要世守云南，希望做清朝的沐英。为了防止“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场，吴三桂曾经向洪承畴请教如何世镇云南，洪承畴密授其“不可使滇一日无事”。

三藩尾大不掉之势，是有相当的客观原因的。清朝入关前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即使清朝的统治者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统一全国。多尔衮曾经给予吴三桂“裂土”的盟誓，也许在他当时的心里，未来的形势应该是与大顺、南明进行长期拉锯，能站稳河北几个省就非常好了。但是当时的大顺和南明实在过于不争气，短时间内土崩瓦解，清朝统治者立刻觉察到了统一全国的机会，并立刻采取行动。但问题在于，少量的满族人冲进辽阔的明朝统治区，就像一把盐撒进了湖里，为了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必须重用汉族的投降官员将领，所以清朝早期的当权者最被满洲八旗人吐槽的一条就是“重用汉臣”。为了保证汉官的忠诚，重用重赏成了必要手段，几位降清的将领——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个个位高权重。如果孔有德没有战死，三藩问题可能就是四藩了。

从康熙元年开始，中央政府对几个藩王的势力就开始进行分化，通过调离、拉拢其心腹官员削弱藩王的势力，并且逐渐收回藩王手中的行政权力。面对朝廷的猜忌，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一的尚可喜突然上书请求撤藩，立刻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而且与尚可喜所想的长子袭平南王王位，留守广东不同，中央政府直接将尚可喜全藩裁撤，平南王王位的世袭也没有下文。这一变故对吴三桂来说可谓晴空霹雳，为了避免朝廷的猜忌，吴三桂继尚、耿二藩之后，也试探地上书请求撤藩。此时，吴三桂竟然看不清政治形势，认为康熙不会也不敢裁撤。谁知，弄假成真，吴藩的裁撤也加速进行，吴三桂也即将奉命率领部众撤往关外。

朝廷的举措在吴三桂的下属中引起了巨大波澜。吴藩的构成主要有三个：一是辽东旧部，这些人万里从征，由于年龄、征战、水土不服等原因，这部分人伤亡巨大，在高位的比例也不在多数；一是黄河以北的人，这些人是后来在吴三桂征战、戍守的时候加入其麾下的人，对关外毫无乡土观念；一是云贵人，这些人对关外更加没有归属感。而且，撤藩毁掉了这些人已经到手的禄位，谁想放弃富贵去关外打理庄园呢？

历史终于一步一步地将吴三桂逼入死角，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地位权力（能这么激流勇退也就不是吴三桂了），他的下属更不可能。终于以一隅战全国，虽然凭借精兵猛将占了一时优势，但最终事败，一生富贵荣华尽去，也不必多言了。只是不知他临死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关外的咧咧北风，想起他幼年打猎射出去的第一支箭，想起他冲出城救援父亲时的城上为他助威的震天鼓声，想起当时如果不那么做，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写在最后

吴三桂的历史地位已经定性，无论如何也不会翻案。大家长时间对他的评价，来自于对崇祯的同情、对清军之后荼毒百姓的愤怒以及他晚年为了自己的长久禄位又起战火的鄙视。不过，在分析吴三桂行为的时候，要明白他虽然是关键人物，但是他代表了一个群体，那群在明亡清兴的几十年中混得风生水起的那个群体。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他是一个好领导：他是可以提携下属；而且身先士卒，能力很强（确实很会打仗）；他还很有上进心，不断带领自己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但是，这么个好领导带领着他的好团队，先在松山当逃军，又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当伪军，之后又做了叛军，打了一辈子仗没给自己留下好名声，还荼毒了百姓。在需要吴三桂做出选择的每一个时刻，他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与吴三桂一样，跟随他的部下也赚得盆满钵满。如果我们说他们了解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却依然去做，未免过于为难这些古人，在每个关键时刻，他们并没有看清历史走向的能力，也没有人能彻底看清楚，所谓“当局者迷”就是这个道理吧。他们，也包括明亡清兴那个阶段的很多明朝官员、将军，他们在应该为国效力的时候，一般都会为了一己私利推卸责任，要么明哲保身，要么保存实力。国家在这种不断地推诿、逃避、徘徊中逐渐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活力。等到大难临头，这些人要么一死报君王，要么良禽择木而栖。

现实中，有很多成功人士，这些人要么在旱涝保收的大单位带领团队，有着各种体制内外的支持；要么自己创业，拿着资本的投资，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有的甚至在网络舆论中具有导向性作用；有的在领导岗位。能力越大、地位越高，利益也就越大，在做出选择的时候要考虑的也就越多。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关注更多的钱、更大的流量、更高的禄位，甚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安全，不要觉得危害不大，以后可以弥补，我们作为当局者，是不可能判断出以后的历史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