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清晨，当时北京的，中国第一大火车站——正阳门火车站，满清官员人头攒动，因为满清五大臣今日启程出访欧洲，京城大小官员都到此欢送。

也是今日一名年轻的刺客怀揣炸弹，身着清隶仆役制服，乔装随从，从站台进入火车，以自己为人肉炸弹行刺五大臣。

最终一声巨响，车站大乱，一片哀嚎，巨大的爆炸将火车顶炸开，满清五大臣灰头土脸、呆如木鸡，行刺者壮烈牺牲。

这件事把慈禧吓坏了，连夜命人将颐和园的宫墙加高了3尺，如今你去游览颐和园遗迹，还能看到当年留下的痕迹。

这就是著名的民国刺客暗杀满清五大臣事件，杀人者吴樾。

满清末年，革命党人以暗杀反清，前仆后继，视喋血捐生为人间快事。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把满清按在地上摩擦，随即西方列强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在华划下势力范围，设置租界。

租界沿用西方管理方式，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言论自由，这为革命党人提供了避开满清打击和限制的乐土。

各种进步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租界开设，揭露了满清一直极力粉饰的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发不留头等。

这些言论让满清政府如芒在背，又没有办法。1903年由章士钊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撰稿的《苏报》更是惊鸿一现，在上海英租界惊世骇俗，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首次公开号召推翻清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整个社会弥漫着浓浓的反清气息，加上清王朝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作战的稳定性发挥，只输不赢，三天一赔款，五天一割地，让包括许多“体制内的人”都心向革命。

《苏报》的革命言论引起清政府极度畏惧，不顾租界规定派出卫队突袭、查封报馆，逮捕多人，邹容在已逃出的情况下，看到其他人被捕后不愿苟活，毅然选择了自首，更是让无数人为之叹服和敬佩。

这让整个租界的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站出来声援被捕人员，加上本来清政府在租界就没有执法权，这么做也打了租界的脸，于是清军被围堵，来时容易，去时难。

最终此案留在租界依据西方法律审理，清廷只能作为原告，各方奔走相告，欢庆鼓舞，还未开庭满清已经输了。

庭审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仅2人获罪也只是监禁，《苏报》案产生的最大影响是让反清的言论和行动从此走到明面上，不再遮遮掩掩。

暗杀时代

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全国各地的刺杀此起彼伏，让清政府震惊的是这些刺杀没有组织，完全是个人行为，这说明民愤之大。

1903年11月，革命党人万福华独自策划了在上海狙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拉开了晚清刺杀的序幕。

王之春借法军镇压过革命党起义，而且亲俄，是革命党人的眼中钉，此次刺杀并未成功，万福华用来行刺的枪撞针早已损坏，而他为了节省子弹，事前竟然没有试用。事后，万福华被判入狱十年，行动不成功，但打开了革命党人的脑洞。

安徽桐城的书生吴樾深受触动，认为这是对付卖国贼和推翻满清统治的的最好方法，当即写下万余言长文《暗杀时代》，“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那拉老妇”慈禧太后被吴樾列为第一刺杀目标。

而在1905年的中国，又发生了许多事：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会议，敦促清政府实行立宪制度；写下《革命军》一书，因《苏报》案被囚禁的邹容病死监狱，年仅20岁；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满清政府为收揽人心，派遣载泽和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准备立宪。

但这5人全为戊戌变法事件后启用的满清重臣，换句话说都是不支持变法的，因为支持变法的都被清理了。

清廷此时的立宪实为一场拖延时间的骗局，只是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攻势，面对全国请愿要求加入开明人士的名单，清廷一概拒绝，坐实了“假文明之名，而行野蛮之实”，愚弄天下之心昭然可见。

革命党人气愤异常，慈禧身居深宫，难以接近，五大臣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革命党人的刺杀目标。巧合的是革命党人杨毓麟曾留洋日本，此次被选为五大臣随行翻译。

因此，1905年初革命党人即探得了考察的详细计划。刚开始革命党人决定用手枪行刺，杨毓麟建议用炸弹，说：“手枪威力小，激发中途有时间停顿，五大臣身边守卫森严，难以一举歼灭。”

杨毓麟不仅出谋划策，还积极张罗，通过熟人从英国购回威力惊人的炸药，自制了炸弹，由于技术限制，最主要是无法购买到电动开关，所以炸弹的触发设定为撞针式。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剩下的就是谁去行刺？

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

1905年夏，安徽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两名健硕的年轻人在陈独秀的见证下，决定以单挑的方式来决定刺杀满清五大臣的任务归属。

单挑的两个人是28岁的吴樾和25岁的赵声，作为裁判的是27岁的陈独秀。两个年轻人一番搏斗后，难分胜负，精疲力竭，倒地喘息。吴樾突然问说：“死和推翻满清哪个容易哪个难？”

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笑道：“那就好，让我来做容易的事，难做的就留给你了。”

最终吴樾拿下了此次刺杀任务，于是三人在楼顶取醉自兹别，临岐赠宝刀，慷慨歌燕市，引头成一快……

吴樾，晚清官宦家庭子弟，京师大学肆业生，是孙中山的崇拜者，更是一名刺客。吴樾本名吴越，古代官文旧例，犯人名字上要加偏旁，所以将"越"写为"樾"，后来大家统称为吴樾。

他生于1878年，安徽桐城人，吴樾的父亲在官府当差，小吏那类，职位低俸禄少，难以养家，干脆弃官经商。

吴樾母亲早逝，由两位兄长抚养成人。吴樾从小酷爱诗词，好游侠，为人仗义，推崇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吴樾的青年时代正好是满清腐败无能，被列强摩擦，频频割地赔款之际。吴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戊戌变法后放弃科考，跟随父亲打理生意，耻与满清为伍。

在与父亲走南闯北中，吴樾开拓了眼界和见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高呼扶清灭洋，还刀枪不入，弃用一切洋货之际，吴樾认为摒弃西方科技实为一种倒退，无力阻拦，那也不要为之添砖加瓦，于是去了运动影响较小的江南地区；

不久，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秦力山、唐才常趁义和团、清军和八国联军火并，打得一团糟的时候，发起庚子勤王，组织自立军，在安徽等多地举事，计划北上营救光绪皇帝，软禁慈禧，然后继续变法。

吴樾支持变法，听到这个消息后倍受鼓舞，与几位志同道合者收拾行囊，日夜兼程赶往安徽去入伙。然而才走到河北，秦力山、唐才常等人已经被清廷各个击破，兵败被杀，吴樾无奈打道回府。

八国联军侵华后，满清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在办学上，由政府出资创建新型高等学堂，吃穿住行全免，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教学，还有外语、化学、物理等学科。

吴樾在通过保定高等学堂的入学考试后，顺利入读。此刻的清政府公办学堂中，变革的味道四处弥散，新思想、新思维的报刊、书籍在学生中公开传递。

吴樾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由支持变法改为暴力推翻满清，吴樾先是和赵声、杨毓麟创建了北方暗杀团，伺机对清朝掌权者和大臣开展暗杀活动。

吴樾立誓“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每日练习刺杀的专项技术——射击、格斗和引爆炸弹。

慈禧和奕劻，军机大臣铁良，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吴樾的暗杀目标。不久吴樾的北方暗杀团迎来强强合并，被另一个革命大佬蔡元培吸收进光复会。在这里，吴樾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与陈天华、蔡元培、秋瑾、陈独秀等私交甚厚。

车站悲歌

决定在火车站动手后，吴樾和另一个革命党人秋瑾假扮主仆，多次前往火车站踩点，秋瑾原本要在这次行动中负责打掩护的，因另一个革命党人徐锡麟准备在安庆发动起义，作为老乡的秋瑾当仁不让，回南方协助。

秋瑾临行前，吴樾写字相赠：“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吴樾写给未婚妻严无畏的《与妻书》里更是从容论述生死大义，严无畏也是一代奇女子，为吴樾赋诗《三绝》壮行。

行动前一晚，吴樾心无波澜与朋友们畅饮至深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在怀中系好炸弹，同学张榕扮作仆人，直奔当时中国第一大火车站——正阳门火车站。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

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身为慈禧的红人，站台上岗哨林立，站内为他们送行和溜须拍马的官员把15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挤爆了。

吴樾身穿一身朝廷侍卫装束，闲庭信步走进大厅，跨上站台，他气宇不凡，无人疑心，成功混入五大臣乘坐的专列车厢。

五大臣的车厢在第三节，越靠近这节车厢，戒备自然越森严。吴樾走到第四节车厢，这里是五大臣的守卫和侍从专列，这些人坐在一起正在侃大山，看见吴樾进来其实并未疑心，毕竟是来自五个大臣府上的，谁认识谁啊。

不过多年当差习惯，例行的盘问还是不能少，一位侍从伸手拦住吴樾，随便地问了一句：“兄弟，您是哪位大人的跟班？”

吴樾若无其事地应对：“泽爷！”称呼镇国公载泽为“泽爷”，乃是地道的京腔。

这不会有什么破绽，但问题就出在吴樾的安徽口音上。吴樾一直苦练刺杀的硬实力，忽略了五大臣的随从都是说北京话的。

吴樾浓浓的安徽腔引起了怀疑，狭窄的车厢通道内，几个清兵狐疑地站起来，吴樾不慌不忙，镇定地问道：“我是泽爷府上的，从安徽来京当差的。”

吴樾挂着镇国公的名头，从其他地方调集亲信也不是没有过的先例，几个清兵在没搞清楚事情之前，也不敢用强，正在纠缠之时，火车突然启动。

机车头与车厢挂钩松开的一瞬间，车身突然倒退，吴樾站立不稳，脚步一个趔趄撞在身后的清兵身上。

由于炸弹是自己研制，性能极不稳定，撞针被意外触发，在吴樾的怀中爆炸了，吴樾下身被炸烂，当场身亡。

那个年代的炸药还不是TNT，威力有限，第四节车厢被炸烂，紧邻的第三节车厢爆炸中也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五大臣中邵英伤得重些，但毫无性命之忧，除非破伤风，戴鸿慈与端方只受了点儿轻伤，其他人毫发无损。

张榕因为站立得远，未被爆炸波及，他迅速离开现场，回去后把吴樾的物品尽数毁去，化名余本强藏匿起来。

但不久后，官兵就追查过来，将张榕抓获，投入监狱，准备严刑拷打。张榕运气好，一位狱吏听闻后，被他们的义举感动，恰好这名狱吏又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于是把张榕放出来，两人一起逃跑了。

这边清廷震恐，慈禧吓得胆战心惊，不仅连夜加高颐和园宫墙，并派侍卫昼夜在宫墙下巡逻。

慈禧下令严查，却无从知道吴樾是谁，为了验明正身，清廷对吴樾的尸体进行药物防腐处理后，陈列在车站玻璃匣中，悬赏辨认，但始终无人指认。

直到后来同盟会为颂扬和号召天下志士反清，把吴樾写给未婚妻的遗书《与妻书》在日本东京刊登出来，世人才知道刺客叫吴樾。

遗书中，吴樾希望未婚妻能够参加革命“成为罗兰夫人，他年与吾并立铜像”。罗兰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临刑前有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吴樾牺牲后，未婚妻严无畏悲痛欲绝，自知体弱多病，无法报仇，挥刀自刎殉情。孙中山赞其“浩气长存”，吴樾所著的《暗杀时代》在革命者中争相传阅：“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