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9年,这一年分别对应了三国三个年号:魏国的太和三年,蜀汉的建兴七年,东吴的黄武八年。
不过到了当年四月,吴国方面率先变更了年号,起因是夏口、武昌两地有多人目睹了黄龙、凤凰出现,龙、凤的寓意不言自明,属大吉,似乎是老天在催促孙权赶紧称帝。于是当月吴王权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于武昌南郊登坛即皇帝位,是为吴大帝。
此时距曹魏代汉已有九年,蜀汉建国也有八年,为何唯独孙权自立为帝迁延如此之久,是何缘故?
就此疑惑,笔者将为大家探讨一二。
三国鼎立之前,开创帝业的也仅仅有秦朝和两汉,而两汉之交的王莽新朝勉强算一个,至于更始政权不过是个空架子。
纵观这几朝,你会发现,可开国称帝,无非是占了基业和法统两项。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国,天下再无第二支力量能够抗衡,这等统一六国的功业,绝无仅有,秦王自称皇帝是大势所趋。
而刘邦出身微末,并无先辈恩泽,靠的是天下大乱乘势而起,征战过程中知人善用,最终击败项羽,成了天下最强势力,自然也就拥有了称帝的资本。
这两位王朝开创者都是在消灭国内敌对势力,打下基业后,方才称帝,这也是常见的称帝建国的模式。
至于王莽开创的新朝,却并没有通过武力争夺来改朝换代,而是靠统治者内部自上而下的权力更替,完成了王朝的归属。
帝业不是王莽打下来的,也就不存在帝王基业一说。但王莽却是通过攫取军事行政大权,并营造自身的道德形象,不断从舆论上宣扬刘氏气运衰亡,王氏将兴,在王朝的法统上下功夫,一步步将汉室正统地位转移到自身之上,进而称帝建朝。
不过也正是王莽的新朝先天不足,一经改制失败,王莽威望跌落谷底,各州郡纷纷打起汉室的旗号反对他,兵败身死甚是凄惨。
至于东汉开国君主刘秀的称帝过程,就略显不同。
刘秀先是更始政权之臣,在经营河北后,有了一定的基业,当然还远没到统一全国的地步,但当更始政权覆灭于赤眉军之手后,他当即称帝重立汉室,开始扫荡各地割据势力,拉开统一天下序幕。
刘秀的帝王基业初成就立刻称帝,这自然不是因他急于当皇帝的缘故,主要是为了扛起汉室的大旗,争名分,表明正统。有了汉室正统在,刘秀灭亡其他割据势力就不再是军阀之间的混斗,而是为了重新恢复汉家天下,师出有名,人心所向,无往不利。
三国的蜀汉政权也正是仿照此类。以刘汉宗亲自居的刘备,在曹丕代汉后,尽管其势力只据有一州之地,可仍要自表汉室正统,称帝伐魏,恢复中原。
两家中,蜀汉是争汉统,而曹魏却是靠着打下北方基业,通过禅代的方式继承汉统,两者孰高孰低,自古就争论不断,此处笔者就不多作展开。
只有东吴政权最尴尬,虽然地盘仅次于曹魏,夷陵之战后国力更胜蜀国一头,可政权合法性就差两家太远了,孙权称帝可没什么好的由头,他能承继谁家的法统呢?
当然孙权称帝的困境还远不止这一处。
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接替其位。当时鲁肃刚刚投奔孙权不久,曾与孙权密谈,提出了定鼎江东的战略谋划: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按照鲁肃的设想,北方曹操不可能被轻易攻灭,只有据江东,找机会北取荆州,进而统御长江以南,便有称帝的资本,图谋天下。
尽管当时孙权表面上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不敢表露出称帝之意,但实际东吴后来的所作所为,却正是按照鲁肃的战略付诸行动的。
孙权先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平定江东内部叛乱,稳固了统治,然后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强者补兵,羸者补户”扩大实力。
在坐稳江东诸郡之后,孙权从建安八年起,多次西伐盘踞江夏的黄祖,并于建安十三年斩杀黄祖,虏江夏男女数万口。
黄祖既败,荆州就成了孙权下一步功伐的目标。
鲁肃认为“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而荆州牧刘表老迈又无远虑,儿子又劣,不能承业传基,荆州简直就是孙权口边的肥肉,只要得到荆州,孙权就可西图巴蜀,与曹操平分天下,怎么可能不咬上去?
只是适逢刘表去世,曹操南侵,荆州大族挟刘琮举州投降,江东也面临覆亡的威胁,这一系列直接打乱了孙权战略规划,只得和刘备联合抗曹。
赤壁之战后荆州大部为刘备所有,这无疑是严重妨碍了孙权的霸业蓝图,在曹操的压力尚在时,两家联盟自然牢不可破,可当曹操对江南的姿态由攻改守时,孙刘两家围绕荆州的归属自然要明争暗斗。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困襄樊,趁此机会孙权遣陆逊偷袭后方,夺取了荆州,撕毁了孙刘盟约,转而名义上臣服曹操,换取曹操对其夺荆州的认可,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当不久曹丕、刘备先后称帝时,唯独孙权难以有机会正式建国称帝。
一方面东吴有蜀汉失荆州的复仇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孙权已经上表臣服曹魏,获封荆州牧、南昌侯,短时间难以再改换门庭。
曹魏著名的战略家刘晔就曾一语道破孙权的窘境: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曹魏)承其衅而伐之,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
这也是为什么孙权已经据有长江以南,却仅改年号为黄武,表面上仍尊奉曹魏,却不称帝,就是怕称帝后与曹魏交恶,再有蜀汉夹击,基本上可以宣告亡国了。
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开始执掌蜀国大权,对东吴的外交策略是主张恢复通好,共抗曹魏。
与蜀汉重新联盟也是曹魏势大之下,孙权的政治诉求,因为曹丕尽管册封其为吴王,可在军事上依然多次南征,这令孙权的处境颇为尴尬。
到了公元229年,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开启了第三次北伐,以蜀国的国力北伐曹魏已经吃力,根本无力东顾,反而还需要孙权在江淮一带策应,这也就意味着蜀国事实上放弃了荆南四郡,孙权对西面的防范总算可以送了一口气。
而吴国国内方面,孙权在成王期间,政治上一直是在向江东士族倾斜,顾氏、陆氏等大族子弟成为孙吴政权的主要利益分配者,有了这些江东士族的合作和支持,为孙权称帝做足了保障。加之在东吴境内屡屡叛乱的山越人在当年基本平定,孙权有足够的底气称帝。
为了给东吴政权营造法统,孙权否定了曹魏的正统性,认为曹魏代汉实际是篡位。因此从法统上讲汉祚已经终结,而他孙权自称天命所归,当称帝。当然对蜀汉政权是否正统这个敏感问题上,孙权只字不提,只是遣使告知蜀汉,提议两帝并尊,得到诸葛亮的默许。于是两家达成盟约,约定共伐曹魏,中分天下。
也正是看到了三国大势是两弱共抗一强,短时间内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难以撼动,孙权才基于内外稳定的形势,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并旋即更改战略,将都城由武昌迁移回建业,一改防备蜀汉的姿态,积极谋夺合肥,以扩宽长江防御的战略纵深,稳固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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