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公元229年，这一年分别对应了三国三个年号：魏国的太和三年，蜀汉的建兴七年，东吴的黄武八年。

不过到了当年四月，吴国方面率先变更了年号，起因是夏口、武昌两地有多人目睹了黄龙、凤凰出现，龙、凤的寓意不言自明，属大吉，似乎是老天在催促孙权赶紧称帝。于是当月吴王权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于武昌南郊登坛即皇帝位，是为吴大帝。

此时距曹魏代汉已有九年，蜀汉建国也有八年，为何唯独孙权自立为帝迁延如此之久，是何缘故？

就此疑惑，笔者将为大家探讨一二。

青史几行，怎付王图霸业

三国鼎立之前，开创帝业的也仅仅有秦朝和两汉，而两汉之交的王莽新朝勉强算一个，至于更始政权不过是个空架子。

纵观这几朝，你会发现，可开国称帝，无非是占了基业和法统两项。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国，天下再无第二支力量能够抗衡，这等统一六国的功业，绝无仅有，秦王自称皇帝是大势所趋。

而刘邦出身微末，并无先辈恩泽，靠的是天下大乱乘势而起，征战过程中知人善用，最终击败项羽，成了天下最强势力，自然也就拥有了称帝的资本。

这两位王朝开创者都是在消灭国内敌对势力，打下基业后，方才称帝，这也是常见的称帝建国的模式。

至于王莽开创的新朝，却并没有通过武力争夺来改朝换代，而是靠统治者内部自上而下的权力更替，完成了王朝的归属。

帝业不是王莽打下来的，也就不存在帝王基业一说。但王莽却是通过攫取军事行政大权，并营造自身的道德形象，不断从舆论上宣扬刘氏气运衰亡，王氏将兴，在王朝的法统上下功夫，一步步将汉室正统地位转移到自身之上，进而称帝建朝。

不过也正是王莽的新朝先天不足，一经改制失败，王莽威望跌落谷底，各州郡纷纷打起汉室的旗号反对他，兵败身死甚是凄惨。

至于东汉开国君主刘秀的称帝过程，就略显不同。

刘秀先是更始政权之臣，在经营河北后，有了一定的基业，当然还远没到统一全国的地步，但当更始政权覆灭于赤眉军之手后，他当即称帝重立汉室，开始扫荡各地割据势力，拉开统一天下序幕。

刘秀的帝王基业初成就立刻称帝，这自然不是因他急于当皇帝的缘故，主要是为了扛起汉室的大旗，争名分，表明正统。有了汉室正统在，刘秀灭亡其他割据势力就不再是军阀之间的混斗，而是为了重新恢复汉家天下，师出有名，人心所向，无往不利。

三国的蜀汉政权也正是仿照此类。以刘汉宗亲自居的刘备，在曹丕代汉后，尽管其势力只据有一州之地，可仍要自表汉室正统，称帝伐魏，恢复中原。

两家中，蜀汉是争汉统，而曹魏却是靠着打下北方基业，通过禅代的方式继承汉统，两者孰高孰低，自古就争论不断，此处笔者就不多作展开。

只有东吴政权最尴尬，虽然地盘仅次于曹魏，夷陵之战后国力更胜蜀国一头，可政权合法性就差两家太远了，孙权称帝可没什么好的由头，他能承继谁家的法统呢？

当然孙权称帝的困境还远不止这一处。

孙吴的野望

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接替其位。当时鲁肃刚刚投奔孙权不久，曾与孙权密谈，提出了定鼎江东的战略谋划：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按照鲁肃的设想，北方曹操不可能被轻易攻灭，只有据江东，找机会北取荆州，进而统御长江以南，便有称帝的资本，图谋天下。

尽管当时孙权表面上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不敢表露出称帝之意，但实际东吴后来的所作所为，却正是按照鲁肃的战略付诸行动的。

孙权先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平定江东内部叛乱，稳固了统治，然后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强者补兵，羸者补户”扩大实力。

在坐稳江东诸郡之后，孙权从建安八年起，多次西伐盘踞江夏的黄祖，并于建安十三年斩杀黄祖，虏江夏男女数万口。

黄祖既败，荆州就成了孙权下一步功伐的目标。

鲁肃认为“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而荆州牧刘表老迈又无远虑，儿子又劣，不能承业传基，荆州简直就是孙权口边的肥肉，只要得到荆州，孙权就可西图巴蜀，与曹操平分天下，怎么可能不咬上去？

只是适逢刘表去世，曹操南侵，荆州大族挟刘琮举州投降，江东也面临覆亡的威胁，这一系列直接打乱了孙权战略规划，只得和刘备联合抗曹。

赤壁之战后荆州大部为刘备所有，这无疑是严重妨碍了孙权的霸业蓝图，在曹操的压力尚在时，两家联盟自然牢不可破，可当曹操对江南的姿态由攻改守时，孙刘两家围绕荆州的归属自然要明争暗斗。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困襄樊，趁此机会孙权遣陆逊偷袭后方，夺取了荆州，撕毁了孙刘盟约，转而名义上臣服曹操，换取曹操对其夺荆州的认可，以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当不久曹丕、刘备先后称帝时，唯独孙权难以有机会正式建国称帝。

一方面东吴有蜀汉失荆州的复仇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孙权已经上表臣服曹魏，获封荆州牧、南昌侯，短时间难以再改换门庭。

曹魏著名的战略家刘晔就曾一语道破孙权的窘境：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曹魏）承其衅而伐之，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

这也是为什么孙权已经据有长江以南，却仅改年号为黄武，表面上仍尊奉曹魏，却不称帝，就是怕称帝后与曹魏交恶，再有蜀汉夹击，基本上可以宣告亡国了。

蜀吴同盟，约分天下

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开始执掌蜀国大权，对东吴的外交策略是主张恢复通好，共抗曹魏。

与蜀汉重新联盟也是曹魏势大之下，孙权的政治诉求，因为曹丕尽管册封其为吴王，可在军事上依然多次南征，这令孙权的处境颇为尴尬。

到了公元229年，蜀汉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开启了第三次北伐，以蜀国的国力北伐曹魏已经吃力，根本无力东顾，反而还需要孙权在江淮一带策应，这也就意味着蜀国事实上放弃了荆南四郡，孙权对西面的防范总算可以送了一口气。

而吴国国内方面，孙权在成王期间，政治上一直是在向江东士族倾斜，顾氏、陆氏等大族子弟成为孙吴政权的主要利益分配者，有了这些江东士族的合作和支持，为孙权称帝做足了保障。加之在东吴境内屡屡叛乱的山越人在当年基本平定，孙权有足够的底气称帝。

为了给东吴政权营造法统，孙权否定了曹魏的正统性，认为曹魏代汉实际是篡位。因此从法统上讲汉祚已经终结，而他孙权自称天命所归，当称帝。当然对蜀汉政权是否正统这个敏感问题上，孙权只字不提，只是遣使告知蜀汉，提议两帝并尊，得到诸葛亮的默许。于是两家达成盟约，约定共伐曹魏，中分天下。

也正是看到了三国大势是两弱共抗一强，短时间内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难以撼动，孙权才基于内外稳定的形势，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并旋即更改战略，将都城由武昌迁移回建业，一改防备蜀汉的姿态，积极谋夺合肥，以扩宽长江防御的战略纵深，稳固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