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比洪秀全小九岁,两人早年的经历基本一样。读书直到30岁,屡考不中,只好在农村当塾师糊口。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经常与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密议,三人时常捧着1836年洪秀全在广州街头,由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免费派发的《劝世良言》玩命钻研。
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东、广西四处传教,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转而前往清远一带教书谋生。
1847年,因拜上帝教四处捣毁佛堂孔庙,冯云山被紫荆山团练头目王作新抓捕后投入大牢,洪秀全逃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善上书求情,救出冯云山。
在此期间,洪秀全与洪仁玕相会,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还不错,说不动他一起去广西,便没再坚持。
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派人回老家花县接家眷,洪仁玕因身在清远,没有随同族人去往广西。金田起义爆发后,洪秀全被清政府列为“逆首”,广州府差人到花县抓捕族人,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前往广西寻找洪秀全。
1851年,洪仁玕到达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太平军却已经打到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清军沿途设卡,严加盘查,只好折返广东,一路上东躲西藏。
1852年,洪仁玕为避祸逃到香港,在教堂给洋教士做中文教师。1853年,听闻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急忙前往上海,却因战事吃紧,道路不通,加上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不相信他是太平天国“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
无奈之下只好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习天文历数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四年之后的1859年,洪仁玕在洋教士的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天京。
洪秀全见之大喜,先封“干天福”,半个多月后又加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简称“干王”并总理朝政。
自石达开率部出走之后,洪秀全发誓“再不封王”,但却为洪仁玕破了例,为了平息众怒,不久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多年,精通英语,作风洋派,爱喝葡萄酒,用刀叉吃西餐,但对于政务一窍不通,更别提行军列阵了。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也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自然要玩点真格的。
到天京没多久,洪仁玕就呈上《资政新篇》,当然,这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在香港就拟好的。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风风类,主要讲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
法法类,主要讲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各国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主要是指西方司法制度,建议实行西方法制,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提出“禁朋党之弊”。《资政新篇》很快经洪秀全诏准颁行全国。
洪仁玕提出的这些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如果能得到有效实施的话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在洪仁玕实际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这些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1862年9月,由于援助安庆失利以致被湘军攻陷,洪秀全将洪仁玕、陈玉成革职,基本不再信任他。直到1864年洪秀全临死前,因托付无人,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天京陷落前夕,洪仁玕前往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催兵解天京之围,7月19日,天京失陷,洪仁玕率部在返回天京时遇到幼天王一行,一路护送到江西石城县,被清军席宝田部趁夜劫营被俘。
洪仁玕被俘后不失气节,供词中自称“本藩”,提到“天王、幼天王、主、上帝”等处均空格或提行,表示愧对我主托孤之恩,愿效法南宋文天祥,以尽人臣之本分。
总体来说:洪仁玕学贯中西,身怀理想与抱负,却用错了时间与场合;能力有限,是理想家而不是实干派,难以担当一国之重任;晚节可嘉,被俘后坚贞不屈,颇具气节。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英勇就义,年仅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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