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孔子，其实我们都认识，那这位圣人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提倡“有教无类”、被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是创立儒家学派、编纂《春秋》、修订《六经》，继往开来的中华文化集大成者？是《论语》里那位弟子三千、深刻通达的智者？还是那个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生劳累奔波却壮志未酬的老先生？抑或者你听过相声大师马三立说过的一段名为《吃元宵》的相声，带着弟子混吃混喝，穷得叮当响的孔子形象深植你的脑海里？

历史学家钱穆曾为孔子作传，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诞生前，中国历史文化已经积累了两千五百年以上，孔子是集大成者；孔子去世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发展了两千五百多年，这段历史，又深深受到孔子的影响了。五千多年来，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指示，中国文化理想的建立，孔子是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的。

那么，孔子是如何成为孔子的，他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度过的真实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孔子以私生子的身份出生，在底层单亲家庭中成长，一步步做到鲁国最大的官，遭遇政治失意后周游列国，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从政理想。但他的学说经后人的传承与解释流传后世，他也被弟子“制造”成了至圣先师。

如果去掉“圣人”光环，看一看他作为普通人的成长历程，就会发现，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忧惧，也有困惑、纠结与妥协。

著名历史学者李硕创作的《孔子大历史》按年龄段细描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生平简述

15岁时，身为私生子和遗腹子的孔子，凭借农家娃的生存智慧成功认祖归宗，获得进入贵族社会的入场券，获得了士的身份。

30岁时，从低级小吏做起的孔子在曲阜城里有了房子，安了新家，不用住在颜家庄村里。

35岁时，孔子可能实现了儿女双全，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中产日子，事业处在上升阶段，但还看不出成为大人物的任何苗头。

40岁时，跟随鲁昭公出逃到齐国的孔子，想明白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还是著书立说、开课讲学，于是回到了鲁国之后，他全力投入文教事业。

50岁时，孔子受到鲁国当权的三桓家族重用，升任大司寇，主管鲁国政法工作，他力图在鲁国重建周公建立的那一套政治秩序。（三桓家族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传承已经有100多年。按照第一代人的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孟氏）、叔孙氏、季孙氏（也叫季氏）。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所以合称三桓家族。）

56岁时，孔子当了代国务总理，到达权力巅峰，但他无法解决鲁国最大的难题——三桓专权。一心为公的他提倡君臣尊卑，搞“堕三都”未成，触犯了三桓家族的利益，很快从权力巅峰出局。

63岁时，在周游齐、卫、宋、郑、陈、蔡之后，迭遭失意的孔子发现，被中原国家看作南方蛮夷的楚国，是最适合自己的国家，楚国的政治秩序符合他心中的周礼。但是，历代楚王的梦想，是取代洛阳的周王，这就有了更大的“道义”问题。孔子下不了决心去楚国，他可以尝试的时间不多了。

68岁，孔子回到了鲁国。孙子孔伋出世，孔子回家，正好与儿孙团聚。这次回到鲁国，孔子再也没有离开，一直到73岁去世。

孔子15岁时获得了士的身份，晚年当了20多年有名无实的大夫，死时又回归了士。从15岁到73岁，人生轨迹如同画了一个圆。

孔子生活在春秋的晚期，战国时代即将拉开帷幕。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但在孔子之外，老子、墨子、鬼谷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我们了解得非常少。他们生于何年，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怎么求学，娶了谁，有几个孩子，怎样招收学生，怎样养活自己……这些基本是盲区，唯独孔子的生平事迹最详细。所以孔子是了解春秋时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个案，也是一面映照春秋晚期社会的镜子。

《孔子大历史》这本书，以孔子的生平为切口，全面呈现了春秋晚期的时代风貌，包括礼仪习俗、等级体系、姓氏称谓、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贵族之间的权力角逐。这本书带我们走到孔子身边，走向国学深处，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热爱这片土地，越热爱中华文明。

孔子的父母没有结过婚

关于孔子的家庭，司马迁的《史记》直白地写着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他的母亲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先秦时代男女关系不太严谨，某些学者把“野合”理解为当时的风俗“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但《史记》里的“野合”只是曲笔，指的是非婚的男女关系。

孔子的父母，没有明媒正娶结过婚。

为什么呢？

因为春秋晚期不允许跨阶级通婚。

正式地说，孔子的父亲叫作孔纥。“叔梁纥”是尊称。这里的“叔梁”是字，“纥”是名，名和字放一起，表示敬意。

孔纥在鲁国是有点儿地位的小贵族，为三桓之一的孟孙氏效力。往前追溯几代，孔纥的祖先是宋国国君。再往前追溯，宋国的第一任国君是纣王的兄长微子启。所以，说孔子是商人的后代，压根没错。

这里继续说孔纥，他的家在陬邑，离孔子母亲家不远。

两人是真爱，还是露水情缘，这倒是个谜。

孔纥个子高大，身强力壮，作战时表现英勇，具体事迹有两件。

有一回，中原大国晋国，联合鲁国等小国，攻打一个南方蛮夷小国，遭遇了一个陷阱。联军攻城时，一冲进城门，城门就被敌军放了下来，入城的联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城门是垂直的拉闸门。孔纥冲上来把城门生生搬起来扛走了，城里的联军趁机逃走了。

再有一回，齐国打鲁国，孔纥参加了守城战役，掩护一位臧姓大贵族逃跑。

推测孔纥作为男人是有些魅力的。

可惜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个叫孔子的儿子。

孔子母亲怀上孔子不久，他就去世了。

《礼记》记载了孔子的母亲名字“颜徵在”，可信度很高，因为《礼记》是孔门弟子写的。

颜徵在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春秋老百姓没有姓氏，颜这个姓氏是随了她的主人颜氏贵族。颜氏贵族是山东本地原住民小部族头领，上级封主也是孟孙氏。

简单说来，孔子父母都是给鲁国三大掌权世族之一的孟孙氏打工的，区别在于孔子父亲是小贵族，孔子母亲是农奴。

古代乡间是熟人社会，有同一个封主，孔纥和颜徵在可能经常碰面，一来二去，两人就对上眼，孕育了孔子。

两人不能结婚，孔纥又早死。孔子从小就是没有父亲的农家娃，跟着妈妈在外婆家长大。

我们无从得知颜徵在是一生未婚，还是丈夫早亡成了寡妇。

在古代社会，单亲妈妈带着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人类社会早期还保留着母系氏族遗风。姜嫄履迹而孕，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其实讲的都是单亲妈妈未婚先孕的故事。在母系社会，常常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颜徵在有好几个孩子，孔子上面有1个哥哥，好几个姐姐，这些哥哥姐姐很可能和孔子不是一个父亲。

孔子五行缺爹，一生都羡慕有爹的人。他从小就喜欢玩祭祖宗的游戏，背后隐含的信息是他没有父系亲属，也不用对父系祖先进行祭祀，心里羡慕别人有爹，有爷爷，与太爷爷，自己做游戏磕头拜祭，这叫心理补偿。

后来卫国内乱，卫灵公、蒯聩、卫出公祖孙三代打成一团，孔子觉得一点儿人伦规矩都不讲，希望蒯聩父子能和解，变成名正言顺的一家人。

从这些细节可窥见孔子心底对父爱的渴慕已经澎湃如海。

孔子是个苦孩子，先是没了爹，后来又没了妈。他15岁左右，颜徵在去世了。

给母亲办丧事，成了孔子人生重要的分水岭。

通过给母亲办丧事，孔子终于认回了爹。

《史记》和《礼记》上说，孔子想让母亲和父亲合葬，但是他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就把母亲的棺材放在了鲁国都城曲阜东郊外的一条大道上。这条大道非常有名，类似今天的长安街，叫作“五父之衢”。

而这条大道呢，就通往孔子父亲孔纥的埋葬地防山。棺材放在五父之衢上实在奇怪，路人问起来，孔子就说母亲去世，想跟父亲合葬，不知道父亲埋哪儿了。

怎么可能呢？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孔纥是孔子的父亲，谁不知道孔纥埋在哪儿？

停丧不葬，而且故意放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是在制造舆论，让孔家注意到孔子这流落在外的儿孙。

孔子没法冒然上门认亲，因为那时贵族和农民身份悬殊，这么做风险太大。

这里肯定有一番曲折，也许有颜家庄的老乡指点父母双亡的孩子，总之人丁单薄的孔家坐不住了，可能专门去相看了孔子，这一看不得了，孔子这么大的个子，这个长相，肯定不是冒充的。

至此，孔子总算是有爹的孩子了。身份也从农民跃升为贵族。

后世喜欢把孔子想象成迂腐的学者、傻里傻气的书呆子，这都是误读。作为私生子和遗腹子的孔子，在年少的时候就没少被生活毒打。生长在颜家庄，下层民众的生存智慧深深融进孔子的血液，孔子个性中有善于观察、明哲保身、寻找机会的那一面。在人生的重要关卡上，孔子的这种智慧起了很大的作用。

孔子是个厚道人，从来没想过和颜家庄的穷亲戚们划清界限，他一生都在努力让这帮穷亲戚过上好日子。

孔子和孔夫人感情如何

关于女人，孔子有个千古名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拿女子和小人相比，是对女性的歧视，这句话没少被批判。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感受多半源于夫妻关系——孔子和夫人感情不好。晚年孔子与夫人离了婚。“伯鱼之母，出而死。”这是朱熹的注解，意思就是孔鲤的母亲离开孔家后去世了。

孔夫人很不幸。《礼记》记载，孔鲤服了一年丧，有时还会哭。孔子说，这也太过分了。孔鲤就不敢哭了，也不敢服丧了。孔鲤对父亲孔子，敬畏远大于亲近。孔子在儿子面前，也总是端着架子放不下来。

孔子倡导儿子得为母亲服丧三年，孔鲤为被赶出家门的母亲服丧一年，这大概是孔子制订的变通规则。

孔夫人究竟是谁，《论语》和《礼记》都没提过。这很不符合常情。

孔子十八九岁就结婚了。《孔子家语》写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

按当时“同姓不婚”的礼俗，这是不可能的。孔子是商人的后代，只要是商人的后代，包括宋国所有宗室，族姓都是子，孔子不太可能娶同姓（“孔”“丌官”是氏，不是姓，春秋时期姓和氏不是一个概念）。

鲁国国君鲁昭公娶了吴国公主，因两国是同姓，犯了乱伦禁忌，鲁国一直被中原列国笑话，鲁国上下都感觉很没面子。孔子非常谨慎，他是不会违背礼俗的。

再有就是早年的孔子还不发达，他也办不起跨国婚姻。晚年孔子周游列国到过宋国，这里没人欢迎他。假设老丈人家在宋国，不可能这么凄凉。

所以孔夫人很可能是孔子母亲的亲朋在颜家庄的范围内给他物色的，不是贵族出身，所以一辈子没名气。

孔子从小没爹，他母亲可能有着不幸又混乱的感情经历。作为儿子，孔子有很不愉快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终身和女性不太亲近，包括姐姐、妻子、女儿。

对于孔子的女儿，只知道她在孔子35岁左右出生，长大后被孔子嫁给了弟子公冶长。

再有就是孔子没有适应父系家庭，他不擅长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与妻儿相处。他从小习惯的是母系家庭，和颜家人相处得更亲密，感情更真切。

隔着重重岁月的烟尘，后人无法确切知道孔子夫妻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但是公允地说，但凡婚姻不幸，这不幸是双份的不幸。

从孔子开始，到孔鲤，再到孔伋，连着三代人，都离过婚，所谓“孔氏三代出妻”。可见家族的某种不幸是有可能代际传递的。

孔子的职场生涯

（一）从低级小吏到执政鲁国

孔子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翻译过来就是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孔子毫不讳言自己小时候家里贫穷、身份卑微，所以会做各种琐碎的事情。

20~30岁，孔子日子过得还不富裕。这段时间他在鲁国三大贵族之首季孙氏家当低级小吏，做过仓库管理员和牧场管理员。

小职员的工作孔子干得很不错，后来当了司空，在季孙氏封地里管基建工程。

季孙氏家的工作收入有限，养活老婆孩子不够花。孔子常做一个兼职，在贵族人家当司仪和主管，帮人家筹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他很擅长也很喜欢这个工作。

年轻的孔子求知欲很强，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有点儿学问了，孔子开始自己当老师，主要还是想增加点儿收入。孔子最早的学生是颜家庄的老亲戚们和喜欢找事的街头少年子路。

34岁时，孔子成了孟孙氏继承人孟懿子的家庭教师。孟懿子这个学生，在世时间比较长，在生活、工作上也尽量帮助老师。

但是，尴尬的是，孟懿子和孔子这对师生的政治立场和理念并不一致。

孔子的一贯主张，就是遵照周人灭商后周公建立的那一套政治秩序，诸侯服从天子，贵族服从诸侯，百姓服从贵族。这套道理掌权者都懂，但都不愿实现。

40~50岁之间，孔子没做官，主要就是讲学、招徒弟。这段时期是孔子的学术声誉迅速增长的时期，很多有名的弟子，就是这段时期投到他的名下的。

50岁，孔子终于有机会做官，践行他的政治理想了。

孔子在鲁国执政，主要有两大事业。

一是促成齐、卫、鲁、郑四国“东方联盟”（核心国家齐、卫、鲁都在中原的东方）对抗收留了阳虎的西方大国晋国，阳虎是背叛了鲁国的季孙氏家臣。

二是搞“堕三都”，就是号召三桓家族拆掉自己封邑的城墙，孔子的首要目的是不希望三桓依托自己的封邑对抗国君，分裂国家，明面上的理由是防止再出现阳虎之类的叛臣。

三桓家族很快就回过味来了，原来孔子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他有自己的主张，而且还会损害三桓的利益。但他们没有马上解雇孔子，阳虎和晋国是心腹大患，他们还需要孔子给他们维持局面、装点门面。

三桓家族和在任的鲁定公都想拉拢孔子。孔子的态度是骑墙，他希望为君的定公和为臣的三桓能彼此相安，和平共处，把周武王、周公开创的政治局面维持下去。

但这不是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趋势是国君任命肯为自己卖命的底层人士，搞变法，消灭寡头家族，建立君主集权。有些战国君王也是从春秋寡头变来的，比如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篡齐。

能走到这一步的国家，都成了“战国七雄”。可鲁国寡头共和的底子太厚，谁也改变不了，后来越来越弱小，被楚国吞并。

孔子是可以选择和鲁定公合作，算计三桓家族的。但是他看到了君主集权的另一面：暴君专制，为害天下。他就不想冒这个风险。

孔子的政治主张和骑墙派作风，让两边都觉得委屈和不满。

“堕三都”不符合三桓利益，自然搞不下去。三桓为了补偿孔子，让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也就是当了代国务总理，孔子到达了权力巅峰。

孔子踌躇满志，决心要干更大的事业——整顿鲁国的世道人心。开头3个月，鲁国一派祥和，祥和背后暗涌不断。

反对者们终于下手了，孔子两个弟子公冶长和南容先后被捕。孔子这几年干大司寇，判的官司多，都是学生们替他具体办案子，找点由头指控他们不难。

公冶长老实，义正词严跟对方争辩，最后言多必失，被抓了个把柄，判了几年，进了监狱。南容咬死什么都不说，一旦落实了，他就要叛死刑。反对派撬不开南容的嘴，无奈放人。

这对孔子打击很大。为了补偿他们，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把侄女嫁给南容。

这事看出来孔子很有担当。后来他周游列国，弟子们照样追随，吃苦受累担风险，非常坚定团结。

可以说，孔子不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僚，但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

后来，三桓家族对孔子采取冷处理的态度。孔子明白自己该辞职了。

孔子不会走极端，他效劳过的贵族、国君很多，干得不顺心就换地方，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上级如果不靠谱，孔子就跳槽换东家，绝对不会以死效忠。

辞职之后，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他想找到一个理想国度，可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恢复君权、复兴“周礼”。

（二）孔子周游列国

14年内，孔子周游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有些国家他还去了好几次，但是很可惜，等待他的总是失望，当权者的态度不是高傲冷漠，就是敬而不用。

其实孔子不是没有机会的。在南方，他遇到了楚庄王，两人互相欣赏。

楚国非常适合孔子从政。他提倡君臣尊卑，搞“堕三都”，目的就是建立起和楚国一样的政治秩序，楚庄王非常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

大概是孔子这一生最接近政治理想的时候。

但是孔子面临更大的“道义”问题。因为如果为楚国效力，就等于承认在洛阳周王之外，还有个对等的楚王。更何况历代楚王一直想问鼎中原，取代周王。

孔子一直自命为商、周文化的正统传人，他为楚国做事，等于颠覆自己的政治理念。

而且很可惜的是，明君楚庄王很快就病死在前线。

新任楚王是什么样的国君，新王能否像楚庄王那样重用他，一切都是未知的。

孔子已经60多岁了，可以尝试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孔子离开淮河流域，去了卫国。在那里他给卫出公当了5年的顾问。

这时孔子很多弟子在鲁国供职，季孙氏继承人季康子想和孔子师徒和解，专门备了厚礼去卫国请回孔子，以国师之礼相待，但仍是敬而不用。

这次孔子一直在鲁国待到去世。

孔子特别想当官，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儿到死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原则又很明确，不会在政治沉浮中丧失基本的人性，这是他做人的底线。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他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核心思想是“仁”和“礼”。儒家的“仁”不分族类和地域，这是2000多年前的共同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仁也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推动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最温柔也最有力量。

孔子的学生

论起来，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当属颜渊，视颜渊为衣钵传人。最亲近的则是子路了，子路豪气率真，年纪也和孔子较相近，敢和孔子吵架，敢怼孔子，也很尽心地充当孔子的保镖。但他最依赖的则是子贡。

子贡比孔子小了三十一岁，是孔子中年阶段所收的弟子。子贡由于经商致富，成为孔门弟子中的首富，便承担起侍奉老师的责任。

孔子的晚年十分孤独，他的儿子孔鲤、他最喜欢的两个弟子颜渊和子路都过世了。比他早去世的还有冉伯牛和让他头痛的宰我。幸好还有子贡陪伴他。老年孔子几次最迷茫、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陪伴他的都是子贡，一直到他离世那天。

孔子和子贡两个聪明人，经常有很有趣的对话。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当时卫国发生内乱，蒯聩父子忙着争夺王位。冉有想知道老师愿不愿意在卫国做官，但他不敢问，怕孔子不高兴，于是就去问子贡。他问子贡：“老师会不会在卫国做官呢？”子贡说：“我来请教老师。”

要是我们，大概会直接问：“老师，您想不想在卫国做官呢？”而子贡是这样问的：“老师，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乍听之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再问：“他们两个会不会抱怨呢？”孔子说：“他们所求的是行仁，也得到了行仁的结果，还抱怨什么呢？”

答案出来了。孔子既然尊崇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自然就不会认同父子相残、争夺王位的蒯聩父子了，也就不可能去卫国做官了。

仔细想想，子贡太厉害了，他进去完全没提在不在卫国做官，只是看似不经意地提起一个周朝典故，然后看孔子的评价。孔子评价完了，他就明白了，老师不会做官。

子贡曾被老师称为“瑚琏之器”，“瑚琏”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堪大任。观子贡一生，确实如孔子所言。他真的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并且实现了“跨界”发展，是成功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商人。孔子也说过 “君子不器”，他的意思是在现实利益之外追求点儿超脱的东西，或者说关心社会的情怀，就算“不器”了。

司马迁对子贡的评价很高，他在《史记》中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意思是，孔子过世以后，他的名声可以传扬于天下， 主要是子贡的功劳。子贡周游列国，一手搞外交，一手做生意，但无论到了哪里，都不忘宣传恩师的才德，孔子身后名声愈发高炽，子贡实在是功不可没。

和孔子相比，子贡看到了人性更现实的一面：大多数人，包括列国的国君，三桓这种掌权贵族，他们处理的是现实政治，关注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不需要人再来讲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究竟是什么，更不接受那些克制欲望、建设理性政治的说教，那样太败坏他们的生活乐趣。

子贡的个性、追求几乎和孔子完全不同，但两者综合起来，才缔造了儒家。

孔子去世后，子贡想把孔子塑造成神人、圣人的形象，要是孔子活着，他可不敢这么胡来。

但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没有成功。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没时间著书立说，只能编造一些孔子的神异故事口头流传。

把孔子真实事迹写下来，形成《论语》和《礼记》的，是子贡的小师弟曾参。曾参几乎毁了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

这是历史的幸运。如果编写《论语》《礼记》的人是子贡，他就不会像曾参这样，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孔子。孔子早年母亲去世停丧不葬，到处打听孔纥葬在哪儿，就是出自《礼记》。这也是孔子私生子身份的直接证据。

但把儒家学说搞得不近人情，没人性，埋下“吃人的礼教”的伏笔，也是因为曾参的愚蠢，主要代表是《礼记》。当中最反人性的是关于丧礼的规定。比如亲人刚死，家人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喝，要做到“伤肾、干肝、焦肺”，把自己往死里折腾，同时还要嚎啕大哭，接待吊唁者。

到了宋代，书生们把《礼记》里压抑和奴性的东西翻出来，要在生活中全面贯彻，这就是所谓“理学”或“道学”。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批判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这有必要，因为儒家思想里确有这些污点。但这和孔子关系不大。

孔子是个懂得变通的人，什么时候可以搞点儿变通，什么时候要坚持原则，他是很灵活的。孔子在世时，对曾参的评价是“鲁”，也是笨拙的意思。

但毋庸置疑，曾参和子贡一样，在发扬光大儒家学派上，贡献很大。

令我们感叹的是，后世再没出现有记载的像孔门师徒这么坚定团结、能折腾的师生团队了。

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当中以十大弟子最能得孔子之心。

十大弟子性格不同、资质各异：颜渊聪颖好学、子路豪气率真、子夏谨慎深思、曾参勤勉进取、子游胸怀天下、宰我巧言善辩、子贡通达灵透……还有曾点、闵子骞、子羽、樊迟，在圣人之光之下，孔门弟子也各现光华。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们各自的缺点。

还有一些学生地位很高，比如孟孙氏家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兄弟二人与子服景伯，孔子不敢把他们列到自己的弟子名单里，所以“孔门七十二弟子”里就没这三个人。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份光，经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及他们的弟子、门人、信徒的传递和守护，而生生不息，代代永继，直到穿透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烟尘，被我们所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