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简介及资料（关羽，一名武将何以深入人心？）

2020年1 2月6日，苏州。“三国志”文化展在吴中博物馆展出。

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可供考据。

他出生在东汉末年，家乡位于河东郡解县，在政局动荡、太平道黄巾起义的乱世中不得不开始逃亡。

和张飞一同追随刘备的过程中，关羽成长为天下皆知的武将，为曹操所擒、刺杀颜良、被周瑜和吕蒙称为“熊虎”，最终战死荆州。从一些书信来往中，我们还能了解到，诸葛亮曾称其为“髯”，这意味着他有漂亮的胡须，也有书写能力，可与诸葛亮进行书信对话，不仅仅是目不识丁的一介武夫。

在西晋史学家陈寿所作的《三国志》的卷三十六（共六十五卷），即《蜀书》卷六中，《关羽传》与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传记列于同一卷。

在这部曾在唐朝被定义为“正统的历史”但仍不算“正确的历史”的《三国志》里，陈寿对关羽生平的描写仍不算多，只有短短953个字，而诸葛亮传记除去其子的部分，却达到了4310个字。

不过，对三国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却认为，陈寿已经算是很郑重地对待关羽了，因为同卷的《赵云传》只有246个字，“武将所占的篇幅大概就是如此”。

在《三国志》里，陈寿对关羽的评价不高——“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说的是关羽虽厚待兵士却轻视文士，刚愎自用，致使部下糜芳和傅士仁生怨，向吴国吕蒙投降而失去荆州的关键性事件。

奉刘宋（公元420—479年）文帝之命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将《关羽传》重新勘误，最终只呈现出761个字。

对于关羽，裴松之也没表现出更强的倾向性，他提到关羽因爱慕人妻屡次拜托曹操，结果却被横刀夺爱，而并非像日后的《三国演义》中那样，将其描述成一个不近女色的“大丈夫”。

渡边义浩在《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一书中发出疑问：“《三国志》中记载的关羽是令曹操都畏惧的三国时代的代表性武将。

但韩信曾击破项羽，使刘邦得以统一中国并建立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相传继承了诸葛亮‘八阵图’的李靖，为唐朝（公元618—907年）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北方游牧民族突厥闻其名便不战而退。与这些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武将相比，关羽的功绩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且其结局也算不上辉煌。但为何却是关羽得到了神化呢？”

的确，三国时代英雄无数，功绩胜于关羽者也不在少数，且其可供考察的史料少之又少，陈寿、裴松之等早期为关羽著书立传的史学家也没有对其表现出极为推崇的态度，但似乎只有关羽在日后成为一种本土的神祇，成为“关二爷”和“关帝”，深入中国社会甚至获得东亚文化圈的爱戴，作为正义的化身接受朝拜和供奉。一个普通的将领是如何有了如今的神圣形象，且又深入人心的呢？

从叛军到正统，择“义”演之

在一些西方历史学家看来，关羽和刘备、张飞的集团不过就是乱世中无数叛军团的一个，关羽也不过就是叛军团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声称匡扶汉室，实际也是希望通过扩张自己的势力割据一方，攫取利益。但后世却逐渐将蜀汉视作正统，将关羽视为除暴安良的英雄和正义的化身。

实际上，陈寿在《三国志》中已经开始对蜀汉的正统做出表态。

作为蜀汉的旧臣，他将孙权的去世称为“薨”，刘备的去世则称为“殂”。

“薨”一字用于表示诸侯的去世，陈寿实际上在书中否定了孙权的帝位。

在记述曹魏诸帝去世时，陈寿则使用了“崩”字，以表示其正统性。

在记载刘备去世时，陈寿使用了“殂”字，而“殂”是记载尧去世的用词。

对此，渡边义浩在书中写到，东汉末年将汉室定为尧的子孙，因此，曹丕将“汉魏革命”等同于“尧舜革命”（从尧到舜的理想化禅让），以使其政权禅让获得合法性和正统性。

在这种情况下，陈寿将刘备之死记为“殂”，直接沿用了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于北伐之际写给皇帝刘禅的奏议）中将刘备去世记为“崩殂”的用法。

陈寿试图在记载中表达自己曾经出仕的是继承蜀汉的国家。

到了宋朝，苏轼在《东坡志林·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也就是说，当年即便是小孩子听到三国故事，也表现出了支持刘备的情感倾向。

北宋时，宋徽宗曾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这是国家层面和统治阶层对关羽甚至连带其蜀汉集团的认可。

而此时，关羽已经在民众当中获得了多年的爱戴和供奉，从当阳（也就是关羽被杀害的地方）开始，“关公崇拜”蔓延到荆州境内的许多地方。

有研究者分析，国家层面的认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北宋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犯，其二是关羽的群众基础日益显现，且民众亲近蜀汉，相信武将关羽可以保护国家安全。

而在唐朝，横死的关羽还曾被百姓视为“强大恶魔”，流连世间威胁民众的安全。南宋时期，朱熹进一步将蜀汉确立为正统。

其时，在百姓中间，张飞和诸葛亮要比关羽受欢迎得多。

元末明初，《三国志演义》在《三国志平话》等三国故事的基础上得以完成。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木版印刷的《三国志演义》的刊本出版，正式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庸愚子所作的序中，提到了整理此书的原因：以通俗的方式在民众中间对“义”作出推广和普及。

“义”即代表毁誉褒贬、劝善惩恶的道德标准。

渡边义浩提到，在此书的流行中，“义绝”关羽不久后就把“智绝”诸葛亮和“奸绝”曹操挤到了配角的位置上，成为故事叙述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关帝信仰，从《三国志演义》的写作目的来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一背景下，那些讲“忠义”的故事自然更受推崇，更便传颂。包括关羽被封“汉寿亭侯”而推拒不受的故事，以及关羽离开曹营后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的故事。

过五关斩六将这一情节并不存在，但进一步彰显了关羽的忠义。

到了清代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后，毛纶、毛宗岗父子将《三国志演义》增减修订，打磨出如今更为读者所知的版本。

在《读三国志法》中，毛宗岗对蜀汉正统表示了肯定，同时称此书有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

毛宗岗对关羽青睐有加，这当然和日益扩散的“关公崇拜”不无关联，彼时，关帝庙已经从北方蔓延至南方，民间对关公的崇拜遍及全国。

在这部书里，毛宗岗甚至为了表现关羽的“义”而删去旧故事，编撰新故事。

比如“关羽斩貂蝉”，毛宗岗将“恶女貂蝉和董卓发生关系却不感到羞耻，反而说丈夫吕布的坏话并向关羽和张飞献媚最终被关羽斩杀”的故事，改写成了心中怀有大义的歌妓貂蝉不惜玷污自己的清白，也要铲除董卓以守护汉室。

而关羽不能斩杀这样的有义之人，否则会破坏自身的“义”。

“义”是关羽神圣化的结果，也是“关公崇拜”这一民间信俗的重要构成，这意味着，他既是一位道德楷模，也将见证忠义与友情，并对不义之事进行审查和监督，拥有道德审判的职权。

2019年2月14日，揭阳。古榕武庙的大门上张贴着关羽的画像。（图/ 视觉中国）

作为武神、财神、儒神的关羽

研究三国的荷兰学者田海认为，“关公崇拜”的起点可能并不源于其生前功绩，而是源于其死后所造成的恐怖。

作为武将的关羽死于非命，百姓对这类人一般都抱有恐惧心理，认为其拥有强大的甚至可至摧毁的力量。

为了避免其侵扰社区，带来不幸，当阳本地的民众要和其建立更为长久的关系，将对“恶魔”的恐惧转化成对“神祇”的崇拜，祈祷其保护社区的安定。

我们很容易理解关羽成为武神和守护神的逻辑。

他生前是一名武将，驱除进犯、斩杀仇敌，因惨遭杀害而死。

他死后，民间流出了诸多版本的传说，有人称横死的“关三郎”给自己带来了厄运，有人说关公能和玉帝对话，击退过恶龙和蚩尤以保一方百姓的安危。

道教人士利用了这一点，在许多道教科仪中，关公是他们常常在仪式里召唤出来的守护神，用以驱邪。佛教僧人将其作为寺庙的保护神，为其立庙。

而每当有异族进犯需要前往战场，将领、士兵及其国家便会祈祷关公的保佑，他们相信关公能够发挥其神力帮助他们击败敌人。

胡聘之的《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记载，1109年，解州闻喜县建造了一座供奉关公的庙宇，就是为了答谢关羽保护地方军队成功击退匪徒所修建。

武神被广泛运用于抵抗夷狄、贼匪、海盗、叛军等不安定因素。

甚至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关公还同时被视为帝国和百姓的护佑者。

1914年，袁世凯还试图将关公与岳飞作为国家级偶像进行崇拜。

毛宗岗版本的《三国志演义》，已经是“关公崇拜”产生巨大影响后的结果。“温酒斩华雄”将逼董卓退居长安的真正功臣孙坚摒至一旁，而将关羽扶植成这一故事的主人公：“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

其酒尚温。”关羽在此书中成为武力值极高的象征。

在《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里，渡边义浩明确提到，“在解县出生使关羽成为财神”。这一说法在学界很多研究者眼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解县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而盐是国家重要财政来源。但是，当地洪水多发，淡水倾入盐池，导致经济损失极其严重。其中，也涉及靠盐为生的晋商。

从事贩盐生意的晋商会将关公作为守护神崇拜，当开展商业活动时，他们都会祈求关公保佑。

胡小伟的《关公信仰研究系列》里曾提到，人们通常认为，关公之所以被明确看作财神，是因为山西商人将其视为保护神。

尽管追溯关公成为财神的历史轨迹已相当艰巨，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其作为财神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在中国的餐馆、商铺，甚至国外的唐人街、华人经营场所，关公像几乎是一种标配。现在，关公甚至比真正的财神“赵公明”更受欢迎。

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能看到已然标准化的关公像：长髯、红脸、绿袍，手持青龙偃月刀，身傍赤兔马，武将的威严显赫。

但关公还有另一种形象。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里，有一尊手捧《春秋》、坐在木椅上的关公塑像。

赤兔马和长刀都不在身边，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比起武将，这更像一位文士。

资料记载，17世纪中期，士人群体便开始称关公为“关夫子”。

晚明时期，他担任“科场司命”的职务，护佑受教育群体科考顺利。

在一些关帝庙中，学子们会向这位神明寻求一支灵签，询问前程，高中后还会复返还愿。

北京正阳门的关帝庙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16世纪起，其门前便士人往来不绝，人流繁盛。

这或许也和“关公熟读《春秋》”的后世杜撰有关。

在这位圣人的形象走向全知全能的过程中，有人为这位原本只在历史中体现出有信件书写能力的武将，赋予了文化内涵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为他熟读《春秋》，能文能武。当然，这也是“关公崇拜”繁荣的另一个切面——从平民到军人，从道教到佛教，从文人到国家，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都如此爱戴这位历史人物、这位小说角色、这位“忠”“义”的道德化身、这位神灵。

参考资料：《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日]渡边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