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璞（pú），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南唐河，中共党员，当代女作家。
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哲学家，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地质学家。
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现代作家、学者。冯沅君没有子女。
冯友兰的堂妹：冯让兰，是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的夫人。
冯友兰的长女冯钟琏：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是北京3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1975年去世。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在美国成家立业,是锅炉专家。
冯友兰的次子冯钟越：中国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飞机强度专家。1982年去世。
宗璞的母亲任载坤，辛亥革命前辈任芝铭之女。任芝铭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宗璞与蔡仲德结婚，二人育有一女冯珏。冯珏，现为TOM在线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
本文看点：宗璞用浅浅的笔调向我们介绍了父亲生前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了她与父亲的生活。作者重点记述了父亲临终前几年的状况，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例，表现了父亲治学的品质和精神，他豁达、洒脱、呆气、勤奋，文字洋溢着一位女儿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文后附有《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言传身教》，值得一看。
冯友兰（左）、宗璞（右）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去年这时，也是玉簪花开得满院雪白，我还计划在向阳的草地上铺出一小块砖地，以便把轮椅推上去，让父亲在浓重的树阴中得一小片阳光。因为父亲身体渐弱，忙于延医取药，竟没有来得及建设。九月底，父亲进了医院，我在整天奔忙之余，还不时望一望那片草地，总不能想象老人再不能回来，回来享受我为他安排的一切。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八十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在父亲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一次是十一月十一日午夜，父亲突然发作心绞痛，外子蔡仲德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将他抬上救护车。他躺在担架上，我坐在旁边，数着脉搏。夜很静，车子一路尖叫着驶向医院。
好在他的医疗待遇很好，每次住院都很顺利。一切安排妥当后，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我俯身为他掖好被角，正要离开时，他疲倦地用力说：“小女，你太累了！”“小女”这乳名几十年不曾有人叫了。“我不累，”我说，勉强忍住了眼泪。
说不累是假的，然而比起担心和不安，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了几天，父亲又一次不负我们的劳累担心，平安回家了。我们笑说：“又是一次惊险镜头。”
十二月初，他在家中度过九十四寿辰。也是他最后的寿辰。这一天，民盟中央的几位负责人丁石孙等先生前来看望，老人很高兴，谈起一些文艺杂感，还说，若能汇集成书，可题名为“余生札记”。
这余生太短促了。中国文化书院为他筹办了庆祝九五寿辰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他没有来得及参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关心。
一九九○年初，父亲因眼前有幻象，又住医院。他常常喜欢自己背诵诗词，每住医院，总要反复吟诵《古诗十九首》。有记不清的字，便要我们查对。“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他在诗词的意境中似乎觉得十分安宁。
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我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只能说：“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亲微笑不语。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泪来。坐在车上，更是泪如泉涌。一种没有人能分担的孤单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知道，分别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附赘悬疣，出自《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悬疣。赘zhuì，身上无用之肉瘤；疣，身上的瘊子，多见于手部。都是身上没有用的东西。全句为道家的一种哲学思想，意思是：生实乃多余无用，死才能超脱苦痛。一种出世的哲学思想。
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医院的间隙中，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又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在他晚年又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
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論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超越的历程。其实，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作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道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的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最后一联，联云：
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
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
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國的二十世纪。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1935 年，冯友兰全家在清华大学乙所院中合影。
上图备注：冯友兰全家合影。
后排左起：任载坤、吴清芝、冯友兰；
前排左起：长女钟琏、长子钟辽、次女钟璞、次子钟越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是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只好听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万言书束之高阁，起初还感觉不安，时间一久，则连不安也没有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听到一声叹息。
不得不离开病房了。我们围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声！仲（丈夫）扶着我，可我觉得这样沉重的孤单！在这茫茫世界中，再无人需我侍奉，再无人叫我的乳名了。这么多年，每天清晨最先听到的，是从父亲卧房传来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说几句话。我怎样能从多年的习惯中走得出来！
【批注：这段文字读来令人落泪，父亲在身边已是“我”的生活习惯，他的离去使“我”觉得沉重、悲伤，“我”不愿面对无人需“我”侍奉的生活，“我”不愿面对无人再喊“我”乳名的日子，“我”不愿承受如此孤单的生活，读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一句话：“父母是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墙，父母不在，我们直面死亡。”】
然而日子居然过去快一年了。只好对自己说，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亲去时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没有特别的牵挂，去得安心。
文章将尽，玉簪花也谢尽了。邻院中还有通红的串红和美人蕉，记得我曾说串红像是鞭炮，似乎马上会劈劈啪啪响起来。而生活里又有多少事值得它响呢！
《冯友兰对女儿宗璞的言传身教》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文学院院长时，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因为寓所邻近，两家过从甚密，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时年仅五六岁）和弟弟冯钟越以及梅校长的小女便常在一块嬉戏。童心无饰，玩着玩着就玩不到一起了：小弟钟越同梅家小女谈笑甚欢，有意无意冷落了一旁的“小姐姐”。面对那两个人的“统一战线”，宗璞一定表现出了委屈和不以为然。这不高兴被冯友兰看出来，平常不太过问家事的父亲便向宗璞招手：“你来你来！”
宗璞来到父亲面前，父亲问了缘由，说：“我今天教你背一首诗。”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百炼镜，熔铸非常规……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冯友兰一边教一边解释：“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从别人身上，自己应该学习领悟一些东西……”道理被父亲讲得很浅显很明晰，而同时深深吸引她的，还有父亲那抑扬顿挫的朗诵声，这声音激发了宗璞对古诗词的强烈兴趣。
冯友兰发现了这种兴趣，以后有时间便继续教宗璞背古诗，背《长恨歌》、背《琵琶行》……到上小学，宗璞已养成了一个极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上学离家时，先背书包来到父母床前，把刚刚学会的诗句对着父母背一遍。兄弟也如此。家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那么一种气氛。
这气氛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影响。宗璞回忆，曾有一段时间，全家都在北京，逢到开饭，长幼围餐桌而坐，冯友兰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夫人做的可口饭菜，一边有声有色地讲述着时政文化历史哲学。所以从餐桌旁，孩子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营养。宗璞留恋地说，那些内容，那种形式，想想似乎可以称作是“餐桌教育”。
宗璞说：“父亲在家里更注重‘言传身教’，我们小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都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父亲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友兰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
冯友兰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那是因他们深知哲学之无用。”
冯友兰对子女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事业的执着。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湎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冯友兰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冯友兰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从父亲那里获得的这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各自专业领域中极为优秀的专家。
从宗璞的话中可以听得出，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这首先得力于他的夫人任载坤。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不尽然。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倒合适不过。记忆中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生活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1982 年，冯友兰到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陪同前往。在机场，87岁的冯友兰回首家事，曾颇有感慨地作打油诗一首：“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年又得儿女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诗中提到的三个女性使冯友兰一生脱离了俗务的纠缠。
据宗璞及其堂姐冯钟云回忆，冯友兰的“慈母”在“五四”前后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女性，她把自己的三个子女都从河南唐河老家送出来读书，结果这兄妹三人都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冯友兰在哲学界的地位自不必说，弟弟冯景兰则是新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妹妹冯沅君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冯友兰的“贤妻”任载坤1918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是当时中国女界的最高学府），可她与冯友兰结婚后，就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了家务之中。
回首往事，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中有比世俗生活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业；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成就他的事业。”在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为了能使冯友兰一心治学，教授夫人曾在校园里支起油锅，靠炸麻花来补贴家用。1977年，任载坤去世，冯友兰痛作挽联悼念：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
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资料来源：《大师们的家风》第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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