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鑫/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1983年上映的电影《城南旧事》中,由李叔同填词的《送别》一曲旋律和着老北京城南的画卷在屏幕上缓缓展开,成为一代人最温暖的记忆。
今年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辞世75周年。他在书画、音乐、艺术、金石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中年出家,成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国难之际,宣讲“念佛不忘爱国”,身体力行支持抗战。传奇身世与璀璨成就背后,站着一个追求极致、绝对庄严的生命。
李叔同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天津。家族凭借经营盐庄与钱庄生意富甲一方,并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父亲李筱楼1865年中头名进士,精研佛学、理学,曾为清末重臣李鸿藻部下。因文名卓著,李筱楼同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
李叔同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幼子,度过优渥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随着父亲去世,6岁的李叔同便跌落到一个旧式家族庶子的地位,母亲是使女出身,在冷眼和呼喝中煎熬时日。
由于家庭的变故,李叔同14岁陪他的生母南迁上海。
晚清的上海,也是西洋文明和东方文化碰撞的边缘。既有传统文化的底子,又有“欧风东渐”的浸染。李叔同在上海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人同学。这是当时上海最先进的学校。在这里,他一方面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一方面又吸纳了“新学”的精华,促发了他积极用功、奋发有为的心态。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参加者多为一时俊杰。而李叔同应征的文章,名字屡屡列为第一,从此被上海的名士闻人所青睐,被视为“才子”驰名于上海滩。
20岁上下的李叔同,不但是才华横溢的文士,也是一个颇为放浪的富家公子。在天津、上海,他与一些艺界女子甚至风尘女子来往不断,与名坤伶杨翠喜、谢秋云等过从甚密。李叔同早年的诗词有许多与名妓名优唱和的作品,称他“寄情声色”,是一点不过分的。
然而,寄情声色亦自有其社会与个人的背景。1900年前后,中国已被列强“瓜分豆剖”,日渐沦亡。李叔同本人亦经受了科考失败等打击,眼前缺乏前途的光亮,不免追求声色刺激,所谓“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表明他当时的消极情绪。虽然如此,李叔同在上海时期,上有慈祥的母亲、下有贤惠的俞氏夫人和两个孩子,家庭生活却是幸福、祥和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充分享受亲情乃至物质利益的时期,这种富家公子生活直到1905年,李叔同丧母之后。
很多人认为,母丧是李叔同“看破一层世相”的开端,那年他26岁。李叔同与母亲曾在大家族的屈辱与冷漠中相依为命,母亲死后,他数次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断言“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此外,佛家有例,父母不允,不可出家,但对妻儿并无此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离世,是把李叔同推离红尘的一种力。
冷暖交迭的少年际遇,把李叔同的性格打磨得孤独而敏感。他喜欢独处,相知者寥寥。他的诗作情感浓烈,遁入空门后仍然如此;看戏会沉浸至流泪;偏爱悲剧角色,演戏时“神在骨子里”;他仿佛一生都在摇曳,上海滩,东洋,杭州……在春柳社演话剧时,听到争议便觉灰心,不愿登台;回国后任职《太平洋报》,不多时报馆就关门;之后辗转各地教书……李叔同被各种力量推来撞去,仿佛随遇而安。
直到他断然选择出家。
在教育家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本妻子诀别的一幕:“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这是关于弘一法师的最后一抹绮艳景象,相较于其高不可窥的佛学造诣,这是凡俗中人能够理解的感情。后来,这一幕在影视和文学中被无数次唯美演绎,连同一阙《送别》,成为历史上的绝唱。
1924年,李叔同云游经过上海,来到学生丰子恺家中小住一月,丰子恺请李叔同为自己寓所命名。李叔同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能相互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都拈到“缘”字。于是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
在缘缘堂,丰子恺住楼下,李叔同住楼上,是平生仅有的朝夕相处时光。李叔同不惯点灯,日落而息,他们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丰子恺记得李叔同经常陷入思考,面容沉静,像一只清癯的仙鹤,让他感到一种超于物外的神圣。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这是丰子恺对李叔同生平的勾勒。
“做就要做到极致”贯穿了李叔同一生中许多个“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现专事弘一法师作品研究,她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在纷扰的猜测中,丰子恺的“物质—精神—灵魂”的“三层楼”说,被公认为最接近李叔同出家的原因: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李叔同曾在弥留之际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并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临终绝笔。
何为悲欣,解读纷纭。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认为,“悲”即悲悯众生的苦恼,“欣”则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脱;大空法师则认为,“悲”为悲众生之沉溺生死,悲娑婆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门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慢而难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欣”则欲求极乐,欣得往生,欣见弥陀而圆成佛道,欣生净土而化度十方。
2004年4月,电影《一轮明月》剧组在福建泉州开元寺拍摄李叔同出家戏份。
丰子恺曾这样评价他的恩师:“他是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丰子恺还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李叔同的“十分像人”,唯有亲历者方能有切身的感受。而如今的很多人在精神的损耗和外部世界的追逐中,早已无暇顾及“还有几分像人”的本心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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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转自《齐鲁周刊》 2017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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