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外国人眼里,家庭是中国和中国人最珍贵的宝藏,所以寓意合家团圆的中秋节,历来被注重传统的中国家庭看重,而最能代表这个佳节和撩动大家情感的,非高悬的明月莫属。
古代中国以月亮为题的诗、词、文、画汗牛充栋,仅仅传世名作,也可说不可胜数。中秋的月亮,因为被赋予了强烈的团圆和思念色彩,历来被人们反复咏唱,今天想与大家聊聊的,是被南宋文学家胡仔认为该词一出、“余词皆废”的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1076年中秋夜,已届四十的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任上大醉一场,次日酒醒,因思念虽现今同在山东为官、但已七年没见的弟弟苏辙,挥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其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两句,更是精彩绝伦,被后世频繁引用。
抛开词中的家国情怀和出世入世的纠结不谈,单单是词人对弟弟的深切思念,足以让人动容。三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以为必死的他写下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据说苏辙“览诗大哭”,皇帝神宗辗转闻之,也为兄弟间的手足之情深深打动。为救苏轼,苏辙上奏请求纳还一切官爵为兄长赎罪,虽未获准,但最终还是受累罢官,所幸苏轼大难不死。
据说出狱那天,苏辙甫一见哥哥,便急忙上前捂住他的嘴,生怕祸从口出。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醒,只是与沉稳内敛的弟弟不同,苏轼胸无城府、出言无忌,屡劝无效的苏辙只好“由他去吧”!不过,一旦兄长有难,他总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从生死、起居到家眷,件件亲力亲为,四处奔忙而无一怨言。
苏轼与苏辙,在我眼里,是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为感动和羡慕的一对兄弟,溯源他们的抵足之情,应该自襁褓始。
兄弟俩出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时,两人的父亲、即《三字经》中“二十七,始发愤”的苏洵(字明允),正忙于上京求取功名和四处游学,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所以自幼随母亲长大、缺乏父亲陪伴的两位“留守儿童”,在致仕之前的二十载光阴,几乎形影不离,感情的深厚,自然与常人不同。想来那时的苏轼,因为父亲常常不在家,对小两岁的弟弟,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业,肯定是关怀备至,后来苏辙说他“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亲情之外,亦师亦友。
1056年,二十上下的兄弟二人,随父亲北出剑门、东往汴梁参加科举,在隔年的应试中技惊四座、名动京师,仁宗皇帝欣喜“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文坛领袖欧阳修预判苏轼文章“他日必独步天下”。谁料这时,却传来母亲程夫人生病去世的噩耗,父子三人急匆匆踏上了归家奔丧的路途。文献没有记载兄弟俩此时的心情,我想,对从小深受母亲养育和教诲的他们而言,仕途的影响是其次的,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和遗憾,在瞬间一定心意相同。尤其在即将大展身手,上报朝廷、下报母恩的这一刻,二人内心深处的感觉,一定比许多人要强烈得多吧!或许那时,一生相携相扶,从此深植于心——只是他们不会知道,后来的人生竟然会那么的曲折和坎坷。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虽然有返京担任吏部尚书的高光时刻,但随即先后贬黜惠州(广东)、儋州(海南),生性旷达洒脱的他人前一副天下何处不为家的气势,可每次远离弟弟,内心的凄凉与苦闷,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而苏辙,反倒更像一位兄长,不但在物质上给了苏轼很大的帮助,而且用亲情持续滋润着苏轼。东坡先生身处险境而不惧、面向未知而不怵,恐怕也是知道,自己身后,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而坚定支持自己的弟弟吧!
1097年,六十二岁的苏轼即将远赴海南,苏辙也再贬雷州(广东湛江),二人在藤州(广西藤县)碰头、相携南行。年事已高的二人或许揣测,人生此别,恐怕再无来日,所以心照不宣的二人一路走得非常缓慢,都盼望着就这样彼此作伴、一直走到永远。回想三十年前,苏轼出仕陕西、二人初次离别,苏辙逶迤数十里送到郑州,相约他日“对床听雨”,而今漂泊一生、两鬓斑白,践约之期遥遥,怎能不令人满心惆怅?
可惜,再长的路都有尽头。六月,二人抵达南海之滨,反复叮嘱之后,苏辙送哥哥登上了跨海的小船,又目送他们在汪洋中再不可见。四年之后,遇赦北归的苏轼染病常州,弥留之际,家人问有什么后事,他只念着不能再见亲爱的弟弟最后一面、深为以憾。十一年后,本拟归葬老家眉州祖茔的苏辙,想到哥哥孤零零一人在河南郏县,命人将自己埋在哥哥墓旁,“对床听雨”的约定,此生无望、来世再践!
自1066年归蜀安葬父亲、1068年出川返京,兄弟二人至死都没有返回故乡。千年之后,苏轼眼中自有阴晴圆缺的一轮壁月再次普照人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面对着兄弟两人都曾仰望过的如玉之盘,不禁让人想问:谁说世间,唯有爱情才能感天动地、绵延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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