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相继兴起的五个霸主，所谓霸主，大致是道义上拱卫王室，存亡续断；地域上疆域万里，宾服四方；政治上上有天子致伯，下有小国来附。而春秋的五个霸主，历来有不同的版本。综合各类古籍说法，春秋的霸主有，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吴王阖闾、夫差、越王勾践。

可见霸主之中既有中原君主，也有蛮夷之君，这当然不代表当时的华夷之辨有所减退，只是足证民族交融之深远。其中，以地域和影响看，楚庄王又是蛮夷之君的翘楚。楚庄王只能以蛮夷之君称霸中原，除了武力上的优势，在精神文化上，也反映了此时楚国、楚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

楚庄王的霸业

正如秦皇奋六世之余烈，汉武受惠于四世清明，楚庄王的霸业，也不是他一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立于前人的积淀之上。楚国立国之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成王时逐渐崛起，不断扩张，武王僭越称王，几成小霸，文、成奋发，深入中原，穆王霸江汉，一时无两，在此基础上，庄王乃敢引兵，问鼎之轻重，九合诸侯，于蜀地主盟称霸。

对于楚庄王的称霸，《白虎通》记载说，楚胜郑而不告,从而攻之,又令还师而佚晋寇,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知楚庄之霸也。这里提到楚胜郑于是知楚之霸，意在表明这是楚庄王对外争霸的起点，但庄王之霸业的起点，准确地说当然在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后。

穆庄之际，晋国中衰，楚有称霸之志。楚成王去世后，穆王，也就是庄王之父，趁晋国内乱之机征服宋、郑、陈、蔡等国,小霸中原。然穆王死后,楚国内部叛乱频生,晋国趁机反扑,楚在中原的优势又丧失殆尽。此时，即便有楚国几代先王的积累，但庄王继位时主少国疑，内忧外患，因此他不得已韬光养晦，沉寂三年。三年之间，群舒叛乱，公室叛乱，楚国大饥，周边少数民族叛乱，而晋趁机与诸侯结盟，夺取楚在中原的势力范围。

三年之后，庄王基本了解了国内国外的局势，于是重用贤臣，向外扩张。

起点是“胜郑”。庄王时期是晋楚争霸的关键时期，郑国在两国之间，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战略要地”。对于楚国来说，“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而对于晋国来说，“救郑制楚之始,盖天下大势所在”。

因此楚国先后征服郑、陈、宋三国，而晋国无力阻止楚北上中原。需要注意的是，三国之中，郑国地理位置特殊，宋国为商汤后裔，陈国奉舜帝宗庙，都不可轻动，因此庄王对郑破而不灭，对宋围而不灭，对陈灭而后附。

究其原因，其一是楚国与三国相距遥远，统治不易。其二是灭国虽然使楚国势力得以深入中原，但会引起中原国家的恐慌，激起更大的反抗，不灭国则可以保存实力。其三是存亡续断可以争取舆论和道义上的优势。楚国保存三国，尤其是复陈，受到了诸侯的普遍称赞，《淮南子》记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

人心归附，这就便于楚国下一步的从容布局。臣三国的同时，楚国为与晋国争霸，四处征战。庄王八年，庄王“观兵于周疆”，问鼎之轻重，后引兵而退，几年后，晋楚爆发颖北之战、邲之战，庄王北上饮马，威胁中国，乘势围宋，战而胜之。

胜宋之后，楚国又三年与民生息，张弛有度，然而庄王在第三年去世。庄王去世后两年，十四国盟于蜀，晋国回避，诸侯慑于庄王之威前来参加，楚国终于以主盟形式确立了本国的霸业。

对于楚庄王的“霸业”，也有人不认可，这涉及到不同时期对霸主，尤其是蛮夷霸主的评价。

五霸的名号，春秋时已经出现，《左传》说“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五霸的地位十分尊崇。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岐注曰:“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此说本于春秋，宋襄入内，是对“礼义”的认可，西秦南楚得以并列，则是民族融合之功。

也可见春秋在礼和义之间的调和和对微言大义的践行。战国时，《荀子》说五霸是“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理由是“信立而霸也”。显然战国时人们认可的“霸”在于实力和政治水平的高低，对霸主的华夷之分不再如此重视。

到东汉，《白虎通》列五霸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楚庄王不在其中，反映了此时“兴复中国,攘除夷狄”的大一统王权意识，除楚庄王外，西秦入内，是因为秦最终统一了中国而汉承秦祚，吴王在内则是太伯毕竟出于中国——相对的，著名的与吴国争霸的越国则因为是夷狄，不被视为五霸。

从称霸看楚民族政治理性的提升和精神面貌的转变

楚王最终能够在中原称霸，以现在的话说，是“综合国力”强盛的结果，要依靠“上下同欲”，那么庄王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前代的积淀最终称霸，自然也反映了其背后楚民族政治理性和民族个性的双重提升。这种提升，一方面是楚国与中原诸夏交融受到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楚民族自己的政治自觉和民族特性。

以前文提到的复陈及问鼎为例，二者体现了楚庄王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和对中原文化的学习。

《史记·楚世家》记载，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於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对于复陈，诸侯之所以交相称赞，在于楚王能够保存社稷，存亡续断，这正是《白虎通》认可的“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 。自然，夷狄是不可能自我攘除的。甚至在《春秋》中蔑称楚国的孔子也称赞道，“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非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也是因此，《春秋》对楚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所谓“微言大义”。

《春秋》记载，“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前称楚人，是因为诸侯不能专杀而讨好，这是不文明，不合礼制的事情，即便“夏徵舒”弑君不臣，但楚人专讨，不免越俎代庖。当然，在《春秋》中换做诸夏君主出兵也许就是另一种表述，盖楚人夷狄也，不与诸夏同一标准。加之诸夏亲善，彼此或同姓或联姻，可以说师出有名。

但其后变楚人为楚子，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楚庄王复陈，这是维护王制，保存社稷，符合大义，因而也就旧事重提，想起楚国原是子爵，把楚人纳入宗法分封的体系加以表扬了。这里，称楚王为楚子，一来是孔子克己复礼，二来承认楚王在周朝分封制中的子爵地位，对于《春秋》来说，是抬高了楚的地位，是一种对楚王的“恩赐”。

然则孔子写书时称楚人、楚子，日常生活中称楚王，这就是微言大义外的“权变”。

问鼎是楚王对周王室的挑衅，也是试探。周王作为天下共主，一天不灭，则一天占据大义，自齐桓首霸后，诸侯时时不忘尊王攘夷。楚王此时虽然有兵锋之利，胜利之威，然而无力与所有的国家对抗，即无力与“天下大义”对抗。如果楚王过分冒犯周室，晋虽中衰，终究是诸姬之长，这时尊王攘夷，就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和舆论上的优势，相反，楚国则会面临举世来攻，四面树敌的局面。

庄王自然明白这对于一个蛮夷国家是不利的，然而坚持问鼎，或有几分是乘胜而来，志得意满，但主要的目的是试探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对楚的态度——他毕竟还是“楚子”，一旦想要尊王攘夷，不是完全没有操作的余地。

史书记载中王孙满固然语气强硬地回复了楚子，但晋和其他中原诸侯国默默不语，无动于衷，也可见楚王国力的强大。于是，深谙进退的楚王“乃归”，继续修德，是服从于当时的规则。

但是，一味夸大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是不可取的，楚国也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自觉。楚武王当年僭越称王，《史记》记载，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请王室尊吾号。”

王室不听，两年后楚王怒曰：“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这充分说明了楚人对周人“非我族类”态度的反抗和叛逆。若干年后庄王问鼎，也是作为一个异文化之君来问，体现了周楚之间臣服与敌对掺杂的关系。

同理，楚王复陈显然也与尊重中原苗裔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量，这种政治智慧小而言之是楚王，大而言之就是楚人的政治自觉。

在楚国的内政方面，楚王善于纳谏，重用人才，重视农业，发展商业，使楚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更上一层楼。楚国的面貌用晋人的说法就是，“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总之，庄王时期，楚国内外修德，一心争霸，于是四海宾服，“楚自邲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

小结

春秋五霸或霸中原，或霸地方，是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楚庄王的称霸是几代累积的结果，也源于他自己的努力。而考察楚庄王的霸业，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中原诸侯和蛮夷君长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因此相对于其他诸侯，楚庄王还有一重出身上的阻碍。

春秋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这一时期楚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但仍然有自己民族的民族认同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楚之称霸不仅需要实力强大，更需要决策者为政水平的成熟，因此楚的称霸背后是整个民族政治理性和民族个性的提升，这一点尤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