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挥的,还是原来的“最高三人团”,他们是博古,李德,以及周恩来。
长征初期,毛主席患了疟疾,走不动路,在担架上躺着,曾任红军总政治主任的王稼祥因为伤势,也在担架上躺着,“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主席为此提出一个请求,他要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个军团内。
他们三人组成了小小的“中央队三人团”。
此时的王稼祥,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非常不满,他与毛主席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个情况,他说:“这样下去不行,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毛主席对他的话深以为然。
王稼祥就去找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张闻天对于王稼祥提出的意见,也表示了支持,他此时对李德,博古等人的瞎指挥,也非常的不满。
1934年12月20日,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与张闻天交谈:“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叹气:“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
张闻天的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他当即表示拥护,随后,两人去找了周恩来,各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林彪等人,他们一致同意要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为此,1935年1月,当遵义城被我军占领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上,博古在做报告时,将红军的失败推给客观原因,称是敌人太过于强大,周恩来做副报告时,主动的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的责任。
张闻天做的是“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他痛斥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王稼祥是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人,他旗帜鲜明的支持和拥护毛主席。
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了党内“负总责”的人。
张闻天成为党内的主要领导人后,做的最为正确的事,就是决定由毛主席负责军事工作,由毛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由他们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张闻天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绝对支持。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被称之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多年后,毛主席回忆遵义会议时,谈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对于张闻天,毛主席曾多次和他打趣道:“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张闻天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而是执意南下,在这个历史紧急关头,张闻天紧紧拥护毛主席,撤离了险境。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当时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却因肃反问题被逮捕,张闻天和毛主席得知后,非常气愤,他们立刻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讯,停止杀人。
同时,张闻天还告诉陕北省委负责人,要他们立刻将刘志丹给放了,毛主席当时在部署直罗镇战役,张闻天就派时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把陕北红军的肃反问题给控制住。
一个月后,张闻天主持了为刘志丹平反的会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此事爆发后,在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提议应该杀掉蒋介石,但是更多的人考虑全方面原因后,并不同意。
张闻天总结来说:“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最终,我党确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手段,就是和平解决。
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事上,张闻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的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张闻天,也由此结束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历史交给他的重大使命。
此后,张闻天历任合江省委书记,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张闻天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由于张闻天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职务, 因而许多人对于他不甚了解,而建国后的张闻天也是做事非常的低调,给人一种默默无闻的感觉。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交给了毛主席一封信,改变了会议主题,受到了批判,当时张闻天是支持彭德怀的,为此,张闻天也被批评了,会议结束后,他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
后来,张闻天曾多次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但是都没有得到确定的信息。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因病去世,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1990年是张闻天的90岁诞辰,在这一天,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南京等地也以各种方式纪念他,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高度评价他:“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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